第十六章 袁世凱為何反對立憲學習明治維新？

袁世凱開始主導立憲改革

1906年8月23日，在回到京城後，載澤給慈禧上了一道密折，希望朝廷能夠學習日本模式，推動立憲。所謂日本模式，可以說是“有日本特色的憲政”，它組內閣（行政權獨立），開國會（立法權獨立），設大理院（司法權獨立），國會可以逼內閣下台，大理院可以不聽內閣的，這一點和西方憲政國家並沒什麽兩樣，但問題是它在上面又加了一個“蓋子”，規定天皇擁有最後的權力，也就是“天皇領導一切”，載澤總結朝廷學習日本模式立憲有以下三大好處：

首先，皇位永固。天皇的權力並沒有因立憲受多大影響，但對官員的權力做出了限制，朝廷學習日本之後，自然也不會例外。

然後，能瓦解革命黨。這一點不用多說，從五大臣出洋之前就已經證明了。

最後，能減少外患。載澤認為，現在洋人侵略我們，固然是由於我國國力弱小，但也不能忽視另外一個原因：我朝的政治制度比較特殊，用洋人的話來說就是專制，洋人並沒有把我們看作與他們同等的國家，而是看作半開化的國家，只要立憲，就能夠融入世界，能夠獲得對方的認可和尊重。國與國之間正如人與人之間一樣，價值觀差不多了，安全感也就差不多，最起碼大家都能對對方比較放心，洋人對大清的侵略政策自然會改成和平邦交的政策。

所以，載澤總結，學習日本模式立憲“利於國，利於民，最不利於官”，由於立憲之後，官員們的權力會受到限制，立憲自然會受到一些官員明裏暗裏的阻撓。正是因為如此，請太後排除雜念，從速宣布立憲，越快越好，而且現在宣布立憲，並不是馬上就要實施憲政——實際上這也做不到，根據明治維新的經驗，日本在正式實施憲政之前還有一段準備時期（預備立憲期），現在，朝廷也只不過是進入預備立憲的階段。

慈禧被打動了，第三天（25日），慈禧召袁世凱立即進京，就是否立即開始預備立憲征詢一下這位改革“第一人”的意見。在如此關鍵時刻，老袁自然不會退縮了，他表示“堅決擁護澤公的意見”（兩人私底下早就達成共識了），預備立憲必須立即開始。為了打消慈禧的顧慮，袁世凱甚至還簡要提出了預備立憲的總方案。看來是早有準備，成竹在胸。

慈禧心裏基本有數了，但她也並不著急宣布，她有她的做事方法——她還要形成“集體決策”。

慈禧下令，包括老袁這個唯一的地方官在內，朝廷所有的高級大臣連續召開兩次閉門會議，就載澤的密折展開討論。載澤出於避嫌，兩次會議都不參加，慈禧派出了另外一位皇族親貴——23歲的醇親王愛新覺羅・載灃主持會議。

不出所料，這會上又分成了兩派：一派是老袁這些“快派”，認為預備立憲可以馬上開始，越快越好；另一派可以叫“慢派”，以內閣大學士榮慶等人為代表。榮慶是朝廷有名的清廉之人，到他家送禮行賄的人幾乎踏破了門檻，他一兩銀子都不貪，被人稱為“純臣”，當然，背地裏叫他“蠢臣”也說不定。榮慶大人的意見是：大清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綱紀松弛、官員腐敗，因此立憲改革並不是最緊迫的，應該首先從整頓朝綱入手，樹立和運用朝廷的權威，強力肅貪反腐，使得官員們不敢有二心，想貪不敢貪，如此才能為將來的立憲改革掃清障礙和創造條件，積極穩妥地推進這個改革。

榮慶大人的話音剛落，所有人都默不作聲，老袁的眼睛更是已經望著窗外去了，只有一個人隨聲附和。沒錯，他就是朝廷另外一個清廉的大臣——外務部尚書兼軍機大臣瞿鴻禨。

不過這兩派雖然有時間上的爭論，但對於朝廷最終要立憲是沒有異議的，畢竟勢比人強，立憲已勢在必行，無可倒轉。事實上就連慈禧也很清楚，正是因為朝廷已經存在嚴重的問題這才立憲，如走回頭路，恐怕革命黨人的隊伍又會越來越壯大。會議討論的結果最終還是老袁這些“快派”占據了上風，而年輕的王爺載灃似乎只是來客串的，只是帶了耳朵來而忘了帶嘴來，在會上基本沒有表態，之後就把會議情況如實向慈禧上奏。

決定了。1906年9月1日，這是一個重要的日子，慈禧頒布上諭：從即日起，大清正式開始預備立憲！宗旨是仿照明治維新的模式，具體來說就是天皇領導一切的“大權政治”模式。慈禧為此還頒布了兩個原則——“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

第二天，9月2日，慈禧頒布上諭，在大清進行全國政府機構改革——也就是官制改革，這其實也是對明治維新的刻意模仿。日本在預備立憲時期，曾經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官制改革（廢藩置縣、廢刀令），從這一天起大清正式進入了政治體制全面改革的軌道。作為亞洲兩個歷史悠久的封閉國家，大清的國門要比日本更早打開，洋務運動也比明治維新還要早開始幾年，而在大清扭扭捏捏地進行了“只學技藝，不涉文武制度”的幾十年改革，最後又不得不掉過頭去學習後來者日本，這一天實在是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