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最後一戰（第2/9頁）

問題到此應該結束了，下一步是怎樣具體實行的問題了。幹這個，共產黨人輕車熟路，個個都是行家裏手。可行家裏手中的巨匠，早已發表“槍杆子裏面出政權”著名論斷的毛澤東，由於本文將陸續寫到的種種原因，一度卻把希望寄托於那位後來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將軍馬歇爾，把建立根據地的方針，變成了“最後一戰”。

“八·一五”後的近十個月裏，是一個色彩紛繁，變化多端，像個萬花筒般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階段。

曾有那麽一個歷史時期，我們很喜歡把大千世界的各色問題，一刀齊地截成紅與黑兩種顏色。對於黑土地上的這段“萬花筒”時期，則以毛澤東《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指示那天為界。此前違背這個指示精神的，可以忽略不計。此後再不“讓開大路，占領兩廂”，即為“錯誤路線”。

這樣分，連毛澤東本人都難站到“正確路線”上了。

這是個需要並將產生領袖的時刻。已經當之無愧地成為共產黨領袖的毛澤東，在這一歷史時期同樣是當之無愧的。但領袖畢竟只是領袖，而不是神－－盡管“袖”字最後那一豎，再往下出點頭，差不多就變成神了。

錯誤口號，必然導致失誤和混亂。

因一部《兵臨城下》，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較早罹難的白刃老人，闖到關東後擔任共產黨安東人民廣播電台第一任台長。不久，上級還說要來個國民黨的台長，讓他有個思想準備。老人說，當時覺得真別扭。兩個台長，怎麽工作，聽誰的？還不成天鬥嘴吵架？

有的老人說，大家議論“最後一戰”了，和平了，統一了，咱們是不是也要授銜了？一些人就算計自己能弄個什麽“校”，什麽“尉”。有的挺高興，覺得弄塊牌子扛扛，“土八路”就“洋”起來了。有的說：咱可不能戴那玩藝兒，那不成國民黨了？

撤離城市時，有些機關和部隊把家具都帶著。火車、汽車，一路裝上卸下，不辭辛勞。有的為多裝家具，竟丟下彈藥不管。“最後一戰”了即便不刀槍入庫，也沒有沙發、沙發床和地毯什麽的，來得實惠了。

《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中，有一段文字：有的同志掌握不住自己，花天酒地，聽戲，鬧陳設，逛市場，找老婆，下館子，沒。車不走路等，好像有點習以為常的事，有的同志結婚不擺宴席，甚至想用小汽車鋪張浪費，在當時戰爭觀念是很淡薄的。(21)

1946年5月24日，黃克誠在給中央的一封電報中，這樣寫道：整個軍隊與地方幹部除一部先進者外，一般渴望和平厭戰，希望在城市享樂腐化，從承德來之幹部，幾無願在鄉村工作者，都要求到長春、哈爾濱去。軍隊幹部則很多要求休養，做後方工作，做地方工作。

有些機關和部隊，進城第一件事是找房子，好“洋樓”。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自來水，抽水馬桶，沙發和沙發床。頭幾天像掉進棉花堆裏：這有錢人擺的什麽窮闊？過幾天習慣了，舒服了，就感慨萬端起來：會走路就拿打狗棍，這些年今天傷一個，明天亡一個，哪曾想世界上還有這麽好的地方呀！這幫人可真他媽的會享福呀！這回也該老子享受享受，在天堂裏當當神仙啦！

發財現象也比較多，集體、個人都有。特別是先到的部隊。用一些老人的話講，是“黃（金子）白（銀子）黑（煙土）都有”。這些人，有的在退出城市時就匿下了。後來聽說要打仗了，溜的就更多了。

有人很不理解：苦大仇深之人，一塊兒穿草鞋，嚼樹皮，天當房子地當炕，腦袋掖在褲帶上幹革命，怎麽進城幾天就變成這副模樣了呢？

說這話的，也不乏這樣的土八路：什麽樓上樓下，簡直是他媽的受洋罪！可他媽的熬出來了！

對於為了解決肚子革命而走進這個隊伍中的人，這一切都是正常的，從一個極端（也包括那種認為“熬出來了”的人）走到另一個極端，也是極容易的。就人的本性而言，誰也不是為了受苦才來到這個世上的。而且，闖關東路上不是講得明白，東北是個“花花世界”嗎？

據說，當時遼東軍區政治部曾有個通知，要求團以上幹部每天要喝牛奶，營連幹部喝豆漿。下邊部隊聽說了，戰士氣得哼兒哈兒的：我們在前邊拼命，他們在後面喝牛奶呀！

講這個故事的老人，講著講著就“撲哧”一聲苦笑了：別說那年月，就是今天的團職幹部，又有多少能喝上牛奶的？那時可真有點闖王進京的味道，飄飄然，昏昏然，把什麽都看得那麽簡單，輕而易舉。好像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再上每天早晨一杯牛奶，自己就變成“老大哥”了，革命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