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第4/10頁）

四

如果說康門師徒旨在通過重述戊戌變法的歷史來突出自己，貶抑他人，對庚子勤王則剛好相反，極力掩飾其在武力行動中實際扮演過的主角作用。

庚子年在近代中國史上的地位極其重要，作為新舊世紀的轉折，本來世紀末情結就容易引起普遍的焦慮，加上一年多前為中國帶來一線生機的變法革新不幸夭折，全社會還在倒行逆施的壓抑與痛苦中掙紮，新與舊的矛盾沖突使得政治天平不斷向保守的一方傾斜。這一變化所引發的嚴重問題之一，便是中外矛盾的激化。由保守派官僚掌控權力的清政府試圖利用義和團來達到其政治目的，結果導致列強聯手入侵，中國陷入空前的亡國滅種民族大危機。當時中國迫切需要解決兩大難題，其一，避免瓜分和奴役；其二，扭轉倒退趨勢，重上革新軌道。對於前者，北方的義和團只是本能地反抗，能夠將中國從深淵的邊緣挽救過來的希望，還須通過後一途徑。就此而論，庚子年中國趨新各派在南方展開的各種救亡振興的努力，手段雖然多樣，但均與這一總體目標並行不悖。迄今為止，學人對於庚子的關注仍以北方的義和團為重，而對南方趨新各派的努力，則置於次要或旁支的地位。若從歷史發展的方向看，南方趨新各派的勤王運動，其意義遠在義和團之上。因為北方的義和團畢竟是民眾自發的抗爭，而南方的勤王運動則是趨新各派的自覺努力。尤其是各派聯合欲在長江流域實行民主變政，更被視為立國之基。這一努力不僅吸引了中國的各派趨新勢力，所動員的範圍還包括全球的華僑華人，引起全球華人的民族和群體意識的首次普遍覺醒。

庚子勤王，早已受到海內外學人的注目，發表了不少論著，也引起過一些爭議。不過，直到1980年代，都是將兩湖當作保皇會勤王的基地，而以自立軍為主力正軍。[8]造成這一誤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康門師徒故布迷局，有意掩飾其以兩廣為主要活動基地的事實，在此後的記述中，完全回避有關的方略計劃與實際作為，極力突出長江流域的自立軍。保皇會當時秘而不宣，固然出於形勢的需要，後來則對家鄉父老不願承擔“驚粵”的罪名，對海外華僑必須展示用款的實效，對朝野官紳還要保持君子的形象。時間越久，改口越難，謊言說多了自己也信，只好弄假成真。包括革命黨在內的其他派系成員，鑒於後來形勢的發展變化，也不願提及當年合作反清之事。

造成誤解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革命史的框架之下，保皇派乃至其他維新人士的歷史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即使有所涉及，也用固定的眼光對待，成見過甚。康有為、梁啟超之於近代中國的影響之大，與現有的研究狀況完全不相匹配。至於眾多的草堂弟子，關注研究者更加鮮少。因此對於有關人事的追尋探究，相當困難。保皇會當年隱秘的各種文獻，偶爾也有傳布於世，如張篁溪編《自立會始末記》下卷所收康有為致邱菽園書，以及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節錄庚子前後梁啟超與同門及各派同人的若幹通信，但在既有的框架之下，其中許多重要信息難以充分解讀。學人只能摘錄一些片斷，去豐富原有的認識，而難以糾正由假象所導致的變形。由杜邁之、劉泱泱、李龍如輯錄的《自立會史料集》（嶽麓書社1983年版），體現了學人在當時條件下的勤奮和嚴謹。不過，史料對於學人的認識能力具有極大的制約作用，其努力就自立會的研究而言固然大有裨益，整體上仍然只能強化原來被扭曲的印象。

五

發覆有待於新史料的問世，正是新史料的整理和編輯出版，為充分解讀既有史料的完整信息，重建史實或還原歷史本相，並且進一步回到歷史現場，深入體察相關人事背後的復雜關系和人物的心歷路程提供了契機。

有關新資料的公布，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1980—1990年代最為集中。大致可以分為幾類，其一，保皇會的文獻。主要有蔣貴麟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匯刊》（台灣宏業書局1976年版）和《萬木草堂遺稿》、《萬木草堂遺稿外編》（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與保皇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戊戌變法前後康有為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另外，《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是在原來《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的基礎上改訂，後者雖有油印本，流傳不廣，運用不易。該書的優長之一，是大量選用了梁啟超的往來書信。以後台灣又分別出版了《梁任公先生知交手劄》（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10輯之97，文海出版社影印）和《梁啟超知交手劄》（“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張子文主編，“中央圖書館”1995年版），大陸方面則有中華書局1994年出版的《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楊天石、孔祥吉、郭世佑分別披露過一些保皇會員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