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第3/10頁）

要克服此類弊端，一般以為應當求助於宏觀，即變換解釋系統。實則凡後來與外在系統，均與當時當地不相鑿納，強求則勢必削足適履。此雖為近代以來歐洲以外文化系統普遍面臨的不得不然的尷尬，如果沒有充分自覺，容易誤將後來外在系統當成歷史的本相，本末倒置為研究的前提。當務之急，反而是不可操之過急，只有對大量史料史實進行具體研究，積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歸納或總結出所謂一般。今人常說治史不能僅僅求真，其較高一級的目標當是尋找規律。其實二者本來統一。規律者，事物之普遍聯系也。治史所憑借的天然時空聯系，與邏輯聯系往往一致，環環相扣，無限擴展。而且求真不僅要實事求是，更可以深入心境，探尋心路歷程。求真的過程，適為不斷延伸地解開個人、社會與自然連環相扣的普遍聯系。在此過程中，規律將逐漸顯現。

以此為準的，中國近現代史可以拓展的空間十分廣闊，即使過往重點研究的部分，也大有深入的余地。從學術史的角度看，近代中國號稱史料大發現的時代，因此前賢提出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為預流。雖然就聲勢影響而論，甲骨、簡牘與敦煌遺文最為顯赫，但無論數量之多還是種類之繁，清代以來的晚近史料無疑最為巨大紛繁。除了數以萬計的各種刊印書籍之外，還有中外公私藏档、報紙雜志、函劄電稿、日記年譜、家族系譜、契約文書等等，其數量遠遠超過歷代文獻的總和。其中相當大量的部分屬於未刊，或是根本不欲示人的秘籍；有的雖曾刊行，但流通量小；有的當年流行一時，時過境遷，已成難得一見的稀世珍本。目前所據條理系統，是在這些史料大都未曾寓目的情況下，利用可見片斷，依據後來外在理論的邏輯系統，發揮想象，以點成面，因陋就簡勾勒而成。其因應時勢需要的歷史作用自然不可低估，但聯想與歷史是否吻合，還有待於史料的進一步發掘與解讀。

三

近二十余年來，相關資料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大量出版或公布開放，可謂再一次史料大發現。而且與前此不同，除了浮出水面者外，學人還注意到水面以下冰山的巨大。例如學人素以《越縵堂日記》《翁同龢日記》《湘綺樓日記》和《緣督廬日記》為四大日記，以凸顯其關系近代史事的重要，而近年出版的多種日記，於近代史事的重要性決不在四大日記之下，甚或在其上。據說這一時期已知未刊的日記稿本至少逾千種，其中不少以主人的地位而言，重要性亦復與上述相近。時勢也為學人提供了可以從容向學的外在環境，不必倉促應急。兩相配合，逐漸發現，以往所勾勒的線索脈絡與歷史本相之間頗有距離，有的甚至為假象所遮蓋扭曲。如果充分解讀史料，不為成見所囿，晚近歷史的各章各節大都可以重新改寫，有的恐怕將變得面目全非。其中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等維新派為中心的歷史尤具典型意義。

康、梁一派活躍於歷史舞台中心的時期，主要是戊戌與庚子。康有為是以公羊學疑古的大家，相信史學之於政治有著密切關系，自然重視歷史記憶影響後世的巨大作用。梁啟超則是“新史學”的倡導者，知道改變歷史的重要途徑之一便是改寫歷史。戊戌政變後不久，梁啟超就寫了《戊戌政變記》，以當事人的身份對那一段歷史作了記述，成為後來學人研究相關史事的重要依據。然而，梁啟超的記錄並非歷史真實的完整影印，其中不僅因為立場利害的關系，對於諸多事實的陳述帶有一面之詞的偏見，而且出於後來某些政治目的的需要，有意掩飾或扭曲真相，使得歷史記載適合其當下的政治需要。[6]1920年代梁啟超撰寫《中國歷史研究法》時曾直言不諱：“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7]

所謂感情支配，還可以說是無心之失，更為嚴重的是，康、梁等人常在材料上大做手腳，使得文獻的主次真偽發生混亂。因此，研究戊戌維新的歷史，必須綜合比勘朝野上下禹內海外各派人物公私明暗的種種記錄，不僅注意材料署明的時間，還須注意材料何時問世及其保存和公布的背景。近年來，隨著相關資料的陸續披露，其不盡不實之處逐漸顯露，一些學人對於某些問題作了認真探究，還有許多背後的東西尚未得到澄清，需要等待更多的新材料，或是對新舊材料作進一步的梳理。歷史的本相究竟如何，目前還宜粗不宜細。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許多方面與康、梁的描述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