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間的朝野政局

研治近代中國的政治史事，常有事出隱秘，相關各人均不留記錄，公開文書又多為官樣文章，欲求實證，戛戛乎其難。而愈隱秘之事，因為事關重大，又不得確切的消息來源，坊間傳聞愈多，相互歧異，真偽難辨。戊戌庚子間的朝野政局，接連發生廢立、歸政、建儲、保皇、勤王等多項秘事，即使在風雲變幻、絕不尋常的近代中國史上也顯得相當異常。若以派分將人物關系截然分割，凡劃定為某派者，必凸顯其對待各種人事的思維行為與別派的相異之處，而忽視彼此的聯系甚至溝通。戊戌政變之後，新舊矛盾極端尖銳，為了維護各自的權勢地位，在撲朔迷離的政局變化中保持政治天平上砝碼的分量，朝野上下，國內海外派分復雜的各種政治勢力，竭力拓展各自的活動空間，為存在多種或然性，難以把握的局勢發展留下回旋周轉的余地。後人很難依據某一方面的表現，判斷其看起來相當復雜矛盾的言行究竟是屬性抑或謀略的體現。加之事出隱秘，直接證據往往不易得，官方文獻或公開表白多為故作姿態，坊間傳聞則系道聽途說。公私文档如日記、書信等，一般來說可信度相對較高，至少能夠反映事實的一面，而這一時期所留此類文字比較稀疏，朝野人士，或當時已不敢記錄，或事後再作清理，缺漏極多。掌故筆記或許透露出若幹實情，內容卻相互抵牾，甚至張冠李戴，難以征信。欲得大體和全面，實屬不易。因此，史事的本相固然應當努力顯現，而當時人心目中各不相同的時勢呈像，亦為歷史真實的一種；況且根本而言，各人對同一史事的記錄記憶本來就不一致。探討不一致的表現及其成因，或者較追求本相更有助於洞穿歷史。

第一節　救上

戊戌政變驟然發生，得知光緒和維新派蓄謀異動的西太後盛怒之下，不僅殺人泄憤，而且一度有廢止新法之意，只是保留了部分經濟、教育和軍事方面的成果。[1]不過，西太後及其所謂後黨，最重要的目標還是清除異己。但凡通過政變形式來解決政見與派系矛盾，首當其沖的必然是將政敵盡可能地趕盡殺絕，以絕後患，堅決杜絕任何秋後算賬的可能性。對於戊戌政變後的權力執掌者而言，其政壇異己包括三類，一是最高權力象征的光緒皇帝，二是擁帝的所謂“帝黨”官員，三是鼓動變法的維新人士。除被處決者外，光緒囚禁於瀛台，帝黨官員或流放或革職或軟禁，變法派則或逃亡或隱匿。對此，當朝執政分別采取了不同的處置辦法。

光緒是帝黨官員和變法派的政治依靠與精神寄托，政變後西太後重新訓政，他雖然被剝奪了實權，並遭幽禁，形同傀儡，名義上仍是皇帝。只要光緒的身份不變，甚至只要他本人依然在世，就是帝黨和變法派政治上卷土重來的希望，也是令舊黨如臥針氈的一大心病。西太後在生固然能夠控制局面，卻不能不為自己的百年之後憂心忡忡。舊黨官僚尤其害怕光緒長命於慈禧的潛在威脅。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謂：

八月，有問皇上消息於當軸者曰：“已皆問明，盡招認矣。”又問：“終久如何了局？”曰：“俟稍停數日，定有辦法。”問：“皇上尚能放出否？”曰：“怕不能。”問：“如此囚禁，無異犯人，實屬難過。”曰：“自作自受。”九、十月，有問皇上病者，某大臣曰：“吾料斷無病好之日。”又有問樞臣者曰：“皇上如此囚禁，倘太後千秋萬歲後，再出來，更不好。”曰：“幸病已深，恐非藥石可能奏效。”[2]

日本《時事新報》據北京特派員報告：政變後“滿洲人之意，以為西後既老，光緒方壯，若太後一旦死，恐光緒復政，不利於己，故不如及西後在時，絕其根也。然彼輩之所恐者，一旦廢立，國人必有興師問罪，而外國亦必責問之，故尚猶豫”[3]。執政者一直蓄謀廢光緒乃至將其置之死地。西太後開始大概只想廢去光緒的帝位，但擔心外強幹預，於是試圖造成光緒病重的假象，趁機去之甚至除之。對於已被革職流放的帝黨官員，當朝執政也千方百計要斬草除根而後快。至於對各地的維新人士，更欲大肆株連，一網打盡。

在政變後極度壓抑的氣氛中，對於當朝執政的上述企圖，地方大員即使有所不滿，一般也不敢表達。兩江總督劉坤一是個別敢於直言的重臣。趙柏巖記：

兩江總督劉坤一累電請保全皇上。倉卒政變，海內皇然。有謂皇上已大行者，志士聚海上而泣。坤一聞之，流涕曰：“上一片熱心，惜無老成主持之，故致蹶敗，此大臣之過也。”因三電政府請保全上，以免天下寒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