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第2/10頁）

梁啟超的這一番話，悔其少作之余，也不乏針砭時勢之意。五四新文化時期的胡適以及新文化派，在治學途徑的大體方面顯然步了梁的後塵。梁啟超逝世後，繆鳳林為文悼念，就曾直言不諱：“今日者，不學逞臆之夫，肆其簧鼓，嘩眾取寵，亦且因緣時會，領袖群倫焉。吾人惓懷梁氏，尤欷歔慨嘆而不能自已者巳。”[4]今人常常嘆息學術不興，並多方面查找原因，鄙意以為，與其說是借自外國或相關學科的框架不佳，不如反躬自省，主要問題恐怕還是出在百年以來學風流弊，治史者越來越不會研究歷史。所謂邯鄲學步，反失其本。

今人讀史，常呈現一怪相，若不借助於後來外在系統，則幾乎無法讀懂材料，或者說不知材料有何意義。而一旦以後來外在系統為指導，又難免觀念先行，肢解材料本身的聯系與意思。也就是說，今人的問題意識，往往不從材料及其所記述的歷史而來，而由後出外來的理論而生。對此學人有所爭議，或以為凡問題皆後出，無所謂陷阱。不過，治史先要探究問題如何從無到有，並教人如何從無到有地去看，否則，一切史事皆只有必然性的一面。果真如此，治史於人類的自我認識將變得毫無意義。

導致上述怪相的要因之一，是中西沖撞下的社會文化變形，以及隨著社會分工日趨精細而來的學術分科的日益細化。由細分化訓練出來的學人中西兩面均只得一知半解，甚至一科一段的知識也難免門戶之見，更不用說望文生義的格義附會。而學人越是不識大體，越是敢於放大一孔之見，所謂盲人摸象，坐井觀天。細分化所造成的學術侏儒化，導致學術領域的無序競爭，各人既然分不出高下，索性就不分高下，且自我開脫，美其名曰見仁見智。學不成則術大行其道，用種種非學術手法將有限的所知放大為整體，以誤導判斷力和鑒賞力不足的青年乃至資源掌握者。晚清以來的中國學術，不斷趨時，又不斷過時，症結之一，就在於此。

今人關於近代中國史的許多觀念，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史料史實之上，好比沙上築塔，難得穩固。而歷史教學又一味偏重於灌輸知識，將教科書當作歷史。實則若教以如何認識歷史，則歷史不僅豐富生動，而且富於智慧。否則不僅索然無味，最多談資而已。結果後學者學得不少套話，看不懂材料本身的意思，卻講了許多“言外之意”，翻來覆去，對歷史的認識根本得不到深化。嘗戲言以中國學人之眾，若下功夫精研各自專攻，後人與外人恐怕難有下嘴的余地。可惜學人不願下笨功夫，甚至不知如何下功夫，底盤不穩，又好高騖遠，但以輕功，如天馬行空，高來高去。看似飄忽不定，實則原地踏步，進展甚微。加以學問以外的種種影響，令學人分心於術而不能傾心於學，成就難得較已有為大。或許人多畏苦，又欲名利，只好借助於術，於學反而有害無益了。由此圈內外人對於學術漸失敬畏之心，因為不知深淺，也就無所謂高低。

不知古今中外學術淵源流變的大勢主體，凡事截斷眾流，橫逸斜出，不妄者幾稀。連技術層面的東西尚未掌握，就試圖獨辟蹊徑，自習則誤己，教人則害群，放言高論，更加自欺欺人。若自以為是，開卷即立意超越前人，不看前人書，或但以己意度之，以為有思想出新意，不知尚在前人籠罩之下，甚至未及前人已明之事理。所謂著述，不過將古文變成時文，以唾余為發明。自晚清學人以“中國無史論”將既有史書打入另冊，[5]中國似乎只有史料而無史書，只有官史，而無民史。在“新史學”的框架下，歷朝歷代之史均需重起爐灶，研究者似乎處於同一起跑線。可是，盡管新史學以不破不立將新舊學術截然分開，治學必須先因後創的規則依然制約著學術發展的進程。整體而論，接續既有傳統的人文學科較移植而來的社會科學程度略高；就史學而言，國史與外國史差別甚大。至於本國史，上古部分經歷清代學人由經入史的全面整理，基礎較為紮實；中古部分由海內外前賢傾力相注，又得史料之多寡與立論之難易配合適當之便，很快走上正軌，養成循正途而守軌則的專業自律，雖然這兩部分也存在不斷用外來框架重新條理本土材料，以及褒之則附庸蔚為大國，貶之則婢作夫人的偏弊。而晚近史一方面背負繁重的史料，另一方面其發端又主要是為了解決學術以外的社會問題，結果對於史料的重視以及運用史料的慎重，反而有所欠缺。於是只能較多地依賴於外來的解釋框架，以便將有限的材料組合成條理系統，解決材料紛繁和緩不濟急的難題。如此一來，所建立起來的“大體”，難免存在與史料史實不相符合的諸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