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加坡華僑

保皇會發動勤王，對全球華僑進行了廣泛的政治動員，也得到海外華僑的普遍響應和支持，後者不僅提供了大量的捐款，而且始終關注勤王方略的制訂調整及其實施。其中新加坡華僑對庚子勤王運動的貢獻尤其巨大。關於新加坡華僑與庚子勤王運動的關系，相關著述已經有所論及。依據近年來的新出史料，既有研究存在兩方面局限，其一，沒有看到除邱菽園以外其他新加坡華僑的參與和作用，對邱本人介入的程度則囿於財政後援一隅；其二，將整個勤王運動視為保皇派的單獨行動，忽略了各種政治派系組織上的聯盟和行動上的合作，以及在“大合”之下各派的自行其是。而新加坡華僑不僅支持康有為，也對實際上處於聯合陣營中樞地位的長江流域的革新黨予以積極援助。後者借勤王以興民政的政綱及其反清底色，得到超越保皇會範圍的社會聯系的強化，最終促使新加坡華僑與保皇黨分離，有的甚至轉而支持革命黨。

第一節　邱、林、徐、黃、力

1900年6月下旬，康有為致函設在澳門的保皇會總局諸辦事人，談到新加坡華僑對勤王計劃與行動的態度:

連日仰光、吉冷、暹羅、澳美信電交至，責望起兵勤王，島日日側望，徐、力、黃、林急如星火，撫髀拍掌催促。及前日聞上弑之謠，島恚怒，諸公大恚，在島處責語難聞，謂經營兩年，糜十余萬金，而至今大急之變，不能補救，並不能起。又言：若我今不起，外國代我立主，則與外國為難，更不能起矣。其言甚怒，於辦事諸人皆有微辭。故於匯三萬之後（廿七日匯），適有此事傳聞，恚而不匯（汝來書但言可起，不可言其恚怒也）。吾聞而愧甚，無以對上，無以對菽，更無以對各埠責望之心。……即以島之明達，尚有太持重之言，林、徐、黃、力更有它言矣，林至謂用弓矢亦可。[1]島，邱菽園，號星洲島主；徐，徐季鈞（亮銓）；黃，黃乃裳（黻臣）；林，林文慶；力，力昌（艾生）。上述五人，在保皇會專為勤王行動制定的電報密碼中有名可查，邱、林列入人名欄，黃、力、徐列入人名補欄。[2]

這五位華僑彼此關系密切。1898年5月《天南新報》創立時，邱菽園為大總理人兼華文總席，林文慶為英文總校，徐季鈞為主筆。[3]邱、林二人私交甚篤，政見亦同，在許多新興事業上進行過卓有成效的合作，可以說是這一小集團的核心。黃乃裳於1899年9月五十歲時才舉家南渡。他加入這個圈子，有兩方面因緣，其一，林文慶是他的大女婿；其二，他與邱菽園是1894年甲午科鄉試中舉的同年，第二年又曾一同赴京會試。黃的加盟成為和這個圈子多少有些距離的力昌與此結緣的重要契機。力昌是福建名士力鈞（捷三）的族弟，也是甲午科舉人，黃在國內曾與力鈞同辦興化鹽務，又認識力昌，他下南洋的目的，便是與力昌合作，實行移民墾殖計劃。1900年7月，兩人在邱菽園、林文慶的支持和出面擔保下，與沙撈越政府簽訂了墾荒合約。[4]

上述五人與維新派早有淵源。1895年，邱菽園、黃乃裳赴京會試，適逢中國對日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康有為等發動“公車上書”，邱、黃二人毅然參加，簽名拒和。後邱菽園以主戰者不可靠，感到失望，收回聯名拒和名單。此番兩人均落第，卻從此分別走上變法維新之路。邱菽園兩年間遊歷滬蘇杭穗港等地，結交維新人士，與丘逢甲、康有為、黃遵憲、唐景崧、王曉倫、梁啟超、林鶴年、潘飛聲等號為詩中八友。戊戌變法起，邱菽園等人創辦《天南新報》，以為響應。他們與康、梁一派不僅思想共鳴，而且建立聯系。《天南新報》館一成立，即“承澳門《知新報》托為代售其報章”[5]

1897年，徐勤在橫濱創立戒鴉片煙會，邱菽園的摯友，《香港華字日報》主筆潘飛聲和《知新報》主筆劉楨麟分別創設分局於港澳，新加坡“僻處南荒，聲氣不廣，雖未設有分局……其開列履歷寄往香港分局掛籍者亦不乏人”。《天南新報》成立後，社友李乾生“以為不設分局不足以通聲氣善鼓舞”，與邱菽園協商組織。[6]

黃乃裳返回福建，即在教會所辦《閩省會報》發表《英華格致書院關系國家說》，首次表達其變法維新思想，主張講求西法，培養西學人才，振興工商業。接著獨立首創《福報》，痛斥頑固守舊，宣傳變法維新，並協助任英華書院教習的美國教士蔚利高（C.Myron Wilcox）潤色其譯著的《美國史略》一書。1898年春，黃乃裳攜長子再赴北京參加會試，剛好遇上百日維新，遂“奔走於六君子及講求新學諸京官之門”[7]，與康、梁等多有交往，屢次參與上書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