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台灣民主國內渡官紳

1895年的台灣民主國，被認為是洋務與維新運動的交合點，而非孤立的偶發事件。[1]在戊戌以後中國政治變動的進程中，其影響彌久不消。庚子勤王期間，台灣民主國內渡官紳的主要成員，不約而同地在不同程度上參預了趨新各派的密謀，從而在台灣民主國到戊戌變政、庚子中國議會之間，構成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鏈條的重要環節。由此回溯，這批人在甲午之際的行為心境，除了人所共知的一面，似還有另一面未被揭示。而這一面曲折地體現了在西方民主思想和傳統民本觀念的交相作用下，近代紳權與皇權、民權的關系，顯示了中國士人國難當頭時如何對朝廷與社稷作兩難取舍。而這也是理解庚子勤王運動中各派趨新人士政治表現的一大關鍵。

第一節　不約而同

庚子勤王運動名義上的“總持”，是保皇會的首領康有為，為了實現其兩廣起兵，襲湘攻鄂，席卷長江，直搗京師的總體戰略，保皇會傾全力經營兩廣，尤其注重廣西方向，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力。康有為以南關遊勇大頭目陳翼亭為主力正兵，準備取道欽廉，攻占桂林，以此為基地，然後進攻湘鄂。制訂這一計劃，除了戰略上地利的考慮外，人和當是重要依據。因為原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在桂林一帶聚集力量，並與保皇會暗中早有聯絡，被納入該會的戰略計劃之中。1900年5月底，唐景崧派人赴新加坡向康有為報告：“滇、黔、桂皆來歸”，請約期發動。康聞訊大喜道：“此天贊也！”[2]立即指示澳門總局的徐勤等人：“西力膨脹，既擬移全力注之。”並將“有小山（即唐景崧）之坐鎮，滇、黔皆來”[3]，作為調整部署的主要理由。

在此之前，保皇會雖然制訂出總體戰略，但感到實力不足，因而具體計劃只決定取鄂後順江而下攻金陵，而不敢直搗北京與榮祿的武衛軍正面相撞，又擔心“畫江以待力足”則緩不濟急。[4]到6月初，北方義和團蜂起，形勢驟變，江淮徐懷禮、山東大刀王五率部歸附，長江中下遊聯成一片，加上唐景崧派人請期，康有為趁勢調整完善實施步驟。依據他親擬的計劃，唐景崧的地位十分重要，勤王之師取桂後，以唐景崧留駐，一則收復全省，一則聚集人馬。“有薇老在桂留駐，不患無人。”

薇既留守，彼為灌陽人，灌近湖南，其俗強悍，迥異於桂。全、灌、興安之間，皆為會黨，上通永、桂、郴、道，旬日間可招數萬眾，開庫截糧以養之，立選強健，操之旬日，以萬人為度，薇或親統或派人作後隊，趕上湖南，長驅接應。若有妥人留守，薇以親統為宜，以將來破長沙、武昌，搗中原，當有大帥指揮之也。其應派人前敵或留守，由薇指揮。

大軍到湖南後，與黃忠浩部防營裏應外合，下長沙，破武昌，長驅襄陽，山東大刀王五和鎮江徐懷禮各軍亦分路北上，入直隸，逼京師，趁亂破之。[5]

依據這一計劃，唐景崧實際上被委以勤王正軍全軍統帥的重任。

康有為如此安排，顯然出於以下兩點考慮，其一，軍事行動主帥應親自入營統兵，而康有為自視為四萬萬人托命之身，有救世之心，無救世之勇，處處以自己的安全至上，想方設法逃避責任。早在1900年4月，梁啟超就為此犯顏直諫，坦陳意見。當時康有為計劃以星洲、澳洲、日本三處為駐紮地，“似無入營親統之意”。梁啟超表示反對，認為：“我輩今日之事，決不可稍存嘗試之心也。”“故此次不有事則已，有事則成敗皆決定於此舉”，敗則應以身殉之。“既動則有進無退，若是乎先生之親統軍，萬不可以已也。”他進一步勸說道:

自古未有主將不在軍中，而師能用命者。他日能駕馭之，而範我馳驅，皆在此時也。若初時不與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後，彼糾糾者拱手而聽節制，抑亦難矣！因而堅決主張:

即定以某軍為正軍，則先生必當入而親率之，即弟子亦然；或隨先生贊幃幄，或入別軍為應援，要之萬不能置身於軍外也。並以不先入軍中則起義之師不能正名相挾，力勸康“惟當盡力設法，以先入軍也”。[6]

對於梁啟超的苦口婆心，康有為不以為然。6月，唐才常以起義在即，請康有為乘輪北上。康問以駐港或駐滬，作欲“還港辦事”狀，甚至提出要“赴京救上”[7]，其實穩坐星洲，並無動意。自立軍起義前，唐才常致函康有為，“主張起義時為領袖者必須身入軍中以資鼓勵”，康依然置若罔聞。倒是梁啟超履行諾言，兼程歸國。[8]康有為擡出唐景崧，既能保證大軍有主帥坐鎮，借以卸責，又可塞絕弟子門生的進言勸說。

其二，唐景崧曾任封疆大吏，其舊部分散於西南各省，又與西林岑家（春煊、春蓂）交善，在西南一帶頗有號召力，可以節制各部將領。這種利用開明官僚聲望的做法，符合當時一般人的心理。長江自立軍也曾想請原湖南巡撫陳寶箴坐鎮，因陳猝死而作罷。[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