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加坡華僑（第2/12頁）

力昌與維新派的關系，主要是通過族兄力鈞。後者早就與上海的閩籍新黨人士過從甚密，徐勤在《時務報》期間曾倡設戒鴉片煙會，力鈞與鄭孝胥、陳季同等參與其事，以後力鈞又與陳寶琛等在福州設立蠶學會。[8]黃乃裳在福建舉辦的各項新事業，也得到力鈞的大力支持。

徐季均雖“夙居閩垣”，但“久與西人遊處，舉凡地球時政事宜，無不爛熟胸中”。[9]他主持《天南新報》筆政，以“古梅鈍根生”的筆名發表大量論說，抨擊清廷弊政，呼籲變法革新，有目可查的如《駁上書籌餉議》《防俄末議》《論中國積弊》《隱憂篇》《論中國吏治之壞》《論挽救中國吏治之壞》《時局卮言》等。尤其是一篇題為《論中國吏治之壞》的長文，連載多期，指陳中國官場通病共十四大害，聲稱：“雖其間不乏清慎勤明之吏，然橫覽廿一行省，千數百州縣之中，不過百中一二，其余大半俱系民蠹民賊，其足以斫喪我國元氣者，實屬不少。”[10]“若使逐條詮寫，窮究其弊，雖罄南山之竹而書之，有不可勝書者。”對此，他提出三條“治法”大綱：“設議局，增俸祿，裁冗員”[11]

林文慶長期求學於歐洲，與國內維新黨人較少直接交往。他是黃乃裳的大女婿，其妻黃瑞瓊“淹博華英文字”，曾於1895年秋偕美國女友環遊地球，“以增識見，冀興中國之女教”，被李鴻章視為奇女子，準備奏派為即將在英國召開的萬國婦女大會代表。[12]他雖然在五人中唯一沒有科舉功名，一生主要接受西方科學教育，對祖國命運的關切卻絲毫不遜於他人。

戊戌政變後，邱菽園等人與康、梁的關系更形緊密，不僅思想共鳴日趨強烈，個人交往和組織聯系也不斷加強。《天南新報》同人對於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極為憤慨，著文針鋒相對地駁斥查禁報館訪拿主筆的上諭，稱:

報紙最為生民之益者也，安得謂之最為生民之害者乎？……主筆之人，多系淹博之士，深知古今利弊，洞達中外時務，徒以文章憎命，不能見賞於有司，於是挾其輔世之心，長民之具，降而就報館之席，有時出其經濟，發為議論，使在上之人閱之，可以興利除弊，在下之人閱之，可以益智廣聞，此固大丈夫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而亦本範文正公為秀才時以天下自任之志也。[13]該報有意識地增加了轉載康、梁派《知新報》《清議報》各報論說的頻率，並代為發行日本人士大島省軒印制的康有為、梁啟超的大幅照片，代銷《清議報》。[14]

1899年，邱菽園、林文慶等人又倡設女學，不僅在女子教育方面開南洋風氣之先，更重要的是公開表明反對政變後朝旨的立場。百日維新期間，海外各埠奉詔辦學，清廷駐新加坡領事造廬請謁，共草章程，欲請邱菽園、林文慶擔任中西總校，邱辭不就。所以《清議報》轉載林文慶募創女學堂演說時特意指出:

政變以後，內地學堂皆廢，而邱、林二君獨能倡女學於星坡，為吾中國強種之本，其豪傑之士堅忍不拔者耶？他日人才之盛，當於星坡乎觀之矣。[15]

8月，梁啟超在東京創辦高等大同學校，邱菽園捐款3000元，並擔任董事。[16]林文慶、邱菽園等還發起成立星洲支那好學會，定期舉行演說會，分時務、學術、政治三類，“任憑擇說，各盡其長，或仿西國議院互相駁詰之法，然後憑眾舉手以定公論，較易增長見識，開拓心胸也”[17]，吸引了眾多華僑加入，僅第9、10期新增會員就達37人。[18]

康、梁等人亡走海外，仍堅持其政治抱負，一面痛斥當朝執政，一面爭取恢復新政。為達此目的，組建保皇會，倚靠華僑，積極展開行動。康有為以光緒皇帝的存亡為中國復興成敗的關鍵，不惜一切代價手段力爭保救，而視慈禧和頑固大臣為最大障礙，千方百計要加以掃除。新加坡華僑予以積極回應。

1898年底，徐季鈞就撰文預言“中國不久必有變亂”，他說：“自古國家之敗，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亂。”甲午戰敗，中國外患日劇，新政甫興即敗，一線生機遭到扼殺，外禍較前益甚，究其原因，“則以我皇上聖明英武，大權旁落，新政不行，而政府守舊諸權臣悖謬昏庸之所致也”。內部則民變會黨蜂起，商人報館紛紛托庇於洋商外強，“夫愚民之見異思遷未足憂也，匪類之甘心作匿未足憂也，獨至巨商碩富之家，談道讀書之士而亦離心離德，疾視其長上如仇讎焉，此其禍變豈小也哉”。反觀“中國執政諸權臣，方且因循苟且，粉飾矜誇，於政之宜革者必舉而張之，於事之當行者必廢而去之，即或文告所頒未嘗不以興利除弊為訓戒，而一為留心繹，皆不過口頭禪門面語，以之哄騙無識之人耳”。此前他與友人縱談時事，認為“兵燹變亂之事，吾身或不能親見及之，而不料金甌無缺之江山，一旦竟覆敗於女子小人之手也，此等世變遠不出十年之外，近即在早晚之間”。[19]《天南新報》還載文辨析“中國今日無所謂新舊黨”，斷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