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加坡華僑（第8/12頁）
今儀侃自港來書，亦議請雪梨款盡以寄公，免港澳為眾人所分牽，管數者難於破除情面，則大款難蓄，而為零支所累，因以誤事，已決計如此。經貽書與任，及復書與侃，特以公近來甚困，忽以告公，慮公以為一埤相遺，故不敢先告。今公慨然任糧台之事，仆既得就近支撥商量可否，此仆所欲請而未敢者。而關切大局，訐謨定策，竟有不約而同心，蓋事關一體，自然而同也。今將儀侃之來書並陳，以見公電之先得我心，歡然無似。[77]
其實，康有為此番做作可謂言不由衷。梁啟超於1900年九十月間赴新加坡、檳榔嶼見康有為時，“見島極殷勤，必不疑其遽決裂”，抵澳洲後，接邱菽園來電索款，以為“漢獄之焰，方波及於粵。弟子竊疑港、澳局皆站不住，有大變動，又以為島之此電，必曾與師商者，故得電後即照辦”，共匯出2000鎊，直到1901年4月接康有為來電，才知變生不測。[78]康有為得知情況，即通告各埠保皇會將捐款寄往其所在的庇能。可見他並不想讓邱菽園支配保皇會的財政。
邱菽園與康有為雖然不和，並未與保皇派公開斷交。自立軍失敗後，被捕者的供詞牽涉邱菽園，富有山堂又將其列為正龍頭，清方查知，兩廣總督陶模劄行駐新加坡領事羅志堯查明邱菽園、林文慶等人有無植黨圖粵之事，實則有意為其開脫。邱菽園得知這一信息，於1901年4月上書陶模，聲明自己與康、梁的交往，限於考古校經，問政變始末，談及時務，指陳得失，英雄所見，雖曰略同，而見機觀變，豪傑各不相下，並反對將“忠君愛國之人，概目為祖於康、梁之黨。康、梁身份，誠日增加，而志士皇皇，進無以為自解之路”，認為只要清廷“取法維新，與民樂利，不徒楚粵諸黨會，本非生而好亂，一旦名義無出，聞而戢其他心，想彼康、梁，亦猶人耳，望風解散之不暇”[79]。言語間只有辯解之詞，而無攻擊之意。在此前後，他還與東京的梁啟田聯系，請其與梁啟超協商，如果梁肯東歸主持全局，願再出10萬。梁啟超甚至準備接受，“願居長崎，以任內事”，而讓康有為遊歷南美。[80]
邱菽園棄康擁梁，決非僅僅出於財務糾紛或個人關系不合，而是宗旨傾向變化的表征，亦即由康有為的保皇轉向梁啟超、唐才常等人的興民政。邱菽園本有種族意識，曾作《黃帝本紀》萬言書，“嚴辨種界，考據精審，旅外文人多未留意及此者”。其通電上書要求歸政之舉，也明知“此在中原是逆著”而不惜犯險抗命為之。[81]自立軍失敗後，秦力山、馮自由與邱菽園等的唱和詩文，反映出新加坡華僑民權心聲的釋放。如秦力山《道出星洲贈星洲寓公》:
天南詩陣走雄師，凜凜良狐筆一枝。聞說中原民賊劇，卻應頭頸慣矜持。
五千年上吾誰祖，四兆同胞盡若忘。可怪胡兒多誤我，神洲此後更滄桑。
《重留別邱林徐三君子》:
中原相見再長談，不到民權死不甘，寄語三君吾去也，魂兮留滯在天南。
人事雖歧心未灰，他年應再動春雷，排空擊得彈丸碎，直抵黃龍飲一回。[82]
馮自由《贈寄星洲寓公》:
文明地獄野蠻天，廿紀修羅鐵血鮮。傀儡爭存魔鬼現，喇叭吹起睡獅眠。自由潮汐新中國，獨立風雲壯少年，絕好黃金供鍛冶，與君擊劍倡民權。[83]
可惜梁啟超終究不能跨越雷池。後來秦力山因故與梁啟超反目，邱菽園也斷然宣稱：“文筆之徒不足與相語，竟與康有為、梁啟超絕交。”[84]邱菽園於1901年8月13日再次公開發表自辯文，解脫康黨幹系之外，更對康指責抨擊。他說:
不佞以海邦男子，兩年以來，籍籍蒙康黨之名者，豈真獨無聞見，而曾不一為辯白歟。誠以黨與不黨，我心清白，原有存真。而不圖陰鷙陰狠之康有為，即以不佞兀傲自喜，曾無趨附門下之心，故動輒援借微名，播告天下，極力表暴，或刊各報紙，或印名會單，不惜齒牙，大加贊譽，深恐天下人士不知不佞為其黨也者。甚至如漢口鄂督所捕之會黨，及粵東德輪所獲之海盜，搜其行篋身上，亦復遍有仆名。
他進一步歸納道:
大抵康之為人，結黨營私四字，其死後不磨之謚，而其結黨之法，總以其學問招徠之幟，以大帽子為牢籠之具，凡屬少年聰俊好奇喜事之輩，一與之遊，無不入其彀中，此則戊戌以前在粵聚徒及在京結黨之手段也。至於亡命出奔以後，則又變用其結黨之法，以維新為欺人之術，以皇上為保命之方，其與為仇者則攻擊之，其施之恩者，則愚誘之。若夫豪傑有志熱心君國，不甘趨附之流，稍與周旋，則必推重其名，表揚其義，逢人說項，到處推袁，一若此人為其前身父母，再世知己，而天壤難逢，篤生不偶者，一欲收其入黨之心，一欲絕其歸國之路。其用計之狡，弄術之工，至於此極。故凡報紙上所臚列新黨之名，及其行事或登諸各西報，或見諸《清議》、《知新》等華字報，極言其人若何有志，若何明義，若何捐款者，大抵皆非其黨，而懼終不入其黨，故亂造謠言，冀使內地官場得聞姓字，而設法捕獲，則雖有志士，亦苦於進退維谷，而不得不依草附木，以中其計。此康有為出走以來，結黨營私之心術也。……故欲知康黨與新黨之分，但觀康之隱揚足矣。其揚之升天者，其人必立志維新而不肯入黨者也。其隱之埋地者，其人必彼死黨而甘與之圖謀裹言倡行自立者也。[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