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加坡華僑（第7/12頁）

六七月間，形勢危急，邱菽園等人每日前來詢問消息布置，而康有為“一辭莫對”，身為全軍統帥，連正軍主將陳翼亭的行蹤也一無所知。6月27日，正當康有為在新加坡“日夜與鐵、覺商，與島辨，為西事辦否，今日尚辨駁無已，思辨無窮”[66]之際，忽接徐勤電告，陳翼亭已經出發，後來又證實陳並未移動。對此邱菽園“口口皆嘆太失機、太持重也。又慮我等多費而無成也，至雲恐再要十萬尚未能起，此語極難聞”[67]。

這時邱菽園不滿情緒的宣泄對象已經擴而大之，對總局辦事諸人皆有微詞，康有為擔心“我等收其多金，彼心熱望深，再若遲之，彼或疑我等浪費乾沒，謠言一起，則事無可為矣”。但又明知辦實事有心無力，因而關注重心有所轉移，勤王與籌款的位置互易，即勤王由目的變為手段，籌款則由手段變為目的。他說:

若我等再遲不起，恐有它變，我等實對不住，無論如何再不敢開口問取也。頃暹、吉亦開捐，若能起，島更高興，尚可多出，則外埠踴躍，源源而來。澳洲謂尚有二萬未匯，然今須起後乃敢催之，否則責望不得，人心漸散，嘩謗大起。[68]

為此，他不顧時機成熟與否，指示各路“以速為主”，導致漢口自立軍倉促行動。

不過，康有為也有難言之隱，其自居聖人，心高氣傲，在邱菽園等人的催逼下，他一方面力不從心，無以回報，頗感欠咎，另一方面難免滋生寄人籬下，失勢受氣之悵。他雖力勸邱菽園息怒發款，“然已費多少曲折解慰求請乃得此”[69]，心中郁積著一股悶氣，這在以教主自命的康有為也算勉為其難。4月間，他曾想遠遊澳洲，一走了之，被梁啟超等勸阻，梁在函請邱菽園出面“力尼此議”時，對後者“冒險難，排眾議，以作東道”的義舉加以贊譽，並主動擔負籌集巨款之責，以改變“涓滴之數，實[難]遍資各路”[70]的窘困，似乎折射出康、邱間因嫌生隙的行跡。

自立軍之敗加深了邱菽園等與康門的分歧。本來勤王計劃的動議者是唐才常，但他主張各派聯合大舉，又以“借勤王以興民政”為宗旨，得到梁啟超、汪康年、孫中山等各派的支持，長江中下遊成為聯合大舉的中樞。然而，此舉有意無意間觸犯了康有為，除了宗旨上後者“深惡痛絕民主政體”[71]，以保皇作手段不為其接受外，更重要的是唐才常、梁啟超、汪康年等人都不願在未來以民政為基礎的新政權中為康有為預留位置，而且三人均與主張倒滿洲的孫中山有所聯系。加上主持澳門總局的康門弟子抱有門戶和畛域之見，保皇會傾全力運動兩廣，對長江方面不能予以有力的支持，尤其在餉械的分配上，厚此薄彼。這與梁啟超、邱菽園的態度明顯有別。

邱菽園與唐才常雖素未謀面，卻早有聯系。1897年邱途經香港赴新加坡之際，在友人處看到《湘學報》，知道唐才常其人，與之通信。1899年12月正氣會成立，“邱菽園深愛唐才常之人物，贈金三萬元，曰：‘此金雖微，如可以充於天下之用，則請用之。’唐才常即日出發而赴香港，由香港銀行受領此金。由是正氣會一時繁昌，革命之光鍖愈益閃爍於眉睫間矣”[72]。翌年春初，唐才常將所著《覺顛冥哉內言》四卷寄贈邱菽園。[73]

邱、唐之間的聯系，因梁啟超的支持而得到加強。梁對於澳門總局的偏心早已有所察覺，多次函告：“粵之岡，滬之佛，皆我黨長城，所有急需，乞就前者金山會款及南中菽款接濟之”；“伯忠在滬至為關鍵，此間款又尚未能接濟之，如有急需，尊處想必能應手，不分畛域。”並讓唐才常等“有急需者尚請先商之於星洲諸賢可也”[74]，而康有為和澳門總局仍懷私心，暗中做些手腳。

6月，邱菽園因對港澳總局不信任，將新捐之款“全數匯東”，康“知港澳不給，而無如何”，指示徐勤等向羅普“截一二萬還港澳用可也”，甚至打算“調回上海之款”[75]。這些機關算盡的小動作，後來成了“浪費乾沒”之說的成因，令保皇會自食其果。

自立軍失敗後，秦力山至新加坡訪康有為、邱菽園，報告長江事變，所說與狄平各異，並懷疑康有為等人“擁資自肥，以致貽誤失事”[76]，對康宣布絕交。盡管康有為力圖辯解，聲稱：“尚未集兩造，無由處斷”，言詞間卻明顯偏袒狄平，說：“力山勇銳，或者畏之，恐其致禍，而不告以實，亦未可知。……雅至忠，而閱歷深，有操縱，當俟雅查乃定。”

然而，邱菽園與秦力山自1900年春即詩文互酬，引為同調，況且已對保皇會疑心重重，至此雖未公開反面，卻於11月致電康有為，要求親自出任糧台，掌管錢財，通電各地保皇會將捐款匯往新加坡。康有為一面表示已停粵局以節靡費而蓄大款，一面將深得邱菽園信任的陳繼儼拉來助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