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加坡華僑（第6/12頁）

不過，注意福建，多半是敷衍閩籍的新加坡華僑，保皇會的勤王戰略從康有為等人一到新加坡就開始策劃，而對廣西始終有所偏重。5月底，廣西的唐景崧派人赴新加坡“請期”，康有為大喜過望，立即下令全力注西。[53]本來邱菽園打算“出五萬開辦閩生意”，康“惡分則力薄，已極力說其改歸西，今已全變，不辦閩生意，專做西生意。並將全股本撥來”。康有為得此巨款，慨嘆“島真不可再得者也”，隨即與邱菽園商議，改變原來廣西方面因缺少軍械而不能起的不利局面，改“散財招夥”為“因械聚人”，決定“趁日本舊貨出售，將盡以全力大購之”，把邱的5萬元全數徑直匯往日本，不由港澳總局轉手。[54]

6月中旬，北方形勢驟變，聯軍開始水陸進攻，又風聞“上弑之謠”，新加坡華僑認為危機迫在眉睫，不斷催促保皇會趕緊采取行動。對此康有為感到時不我待，趕制出詳細的行軍作戰計劃，幾乎盡遣所聯絡到的兩廣民間武裝頭目全力取桂。本來邱菽園答應將用於福建的5萬元改用於廣西方向，匯出3萬元後，見保皇會遲遲未動，怒而扣留余款。恰好此時發生廣西容縣被變民圍困事件，梁鐵君“以為或者即李立之兵”，康有為在未經證實的情況下，“因以此告此間及吉、暹，雲西已起，但不令打勤旗，今已電令改插勤旗，諸公得此報上實耗，乃少解”[55]。

在康的哄騙勸說下，邱菽園不僅匯出余下的2萬款項，還允諾再捐10萬元，以求“刻日成軍”。邱菽園雖有百萬家產，但要立即拿出現款，也非易事。他“四處籌借，即不然，亦於兩禮拜內，必得此十萬”。[56]果然言出必果，最後用屋契作保，以6厘息再借款10萬元捐出。康有為一方面感嘆其“破家為國，再無第二人”，另一方面則陷入兩難境地，倉促行動，“又慮條理未備，而不能妄起，然再遲，人心散矣”，竟指示部下“速為之，成敗皆在今日，今不妨冒險”。[57]

北方局勢的變化，也牽動著嶺南政局。6月18日，清廷電令李鴻章北上。“北亂李行”的消息傳出，給保皇會在粵行動帶來一線曙光。6月20日，康有為指示歐榘甲：“可與諸子竭力圖粵事”[58]，打算改變戰略主攻方向。但這一變更遭到邱菽園的堅決反對，迫使康有為回到原定方案。康將此事函告葉湘南:

吾始以力薄，故全力圖東棧，然島力欲羽異西，吾亦以為立不敗之地，極佳。……島慮甚周，極欲羽異正軍搗西，既可必得，又可令粵響應，又處於不敗之地，無論粵中得不，而西可必得而入湘也。島甚諄諄於是，吾亦未嘗不以為然。吾今注意於東，且慮大敵環來，故欲特留大將才，即練大兵以當之。然得粵究以長驅為要，長驅仍以翼為之。[59]

其實，康有為在戰略決策上並非如此果斷堅決，舉棋不定，華而不實，才是保皇會勤王的行為特征。

新加坡華僑對於保皇會的組織發動與聯系也有所影響，保皇會在兩廣所倚重的丘逢甲、陳紫瀛、唐景崧等，均與邱菽園早有交遊。1899年，丘逢甲、黃遵憲等人在粵籌組保商局，陳紫瀛參與其事，邱菽園與丘逢甲通信中，曾詢問其蹤跡。不久，陳赴香港，與邱菽園訂交，丘逢甲得報，慶幸“天下有心人，聲氣無不投者”[60]。丘逢甲原來答應出面主持廣東方面的勤王行動，不料返鄉時潮汕一帶遭受鼠疫，多位至親慘遭不幸，巨創之下，隱居不出。陳紫瀛則從4月與陳翼亭相合[61]，一直積極參與勤王活動。他是勤王正軍的九位主將之一，在自立軍的富有山樹義堂中，又和邱菽園名列正龍頭[62]，地位極高。

第三節　因嫌生隙

新加坡華僑為勤王事業捐獻巨款，也就將自己的命運與之緊密聯系。而保皇會的康門師徒多為坐而論道的書生，缺乏辦事能力和勇氣，尤其拙於秘密武裝活動，選材用人，組織聯絡，策劃調度，籌款購械，處處好大喜功而力不從心。康有為曾經抱怨華僑“捐錢則不能多，責望則極其大”，何況邱菽園捐出巨款，連康有為也承認“今一切全藉邱力，可以此動大眾”，“此次大事全藉菽園乃有所舉”[63]，其期望值自然較一般華僑更高。雙方的矛盾摩擦多由這一反差滋生。

保皇會的勤王計劃，一開始攤子就鋪得過大，遠非其人力財力所能承受。梁啟超籌款百萬之想已有幾分夢幻色彩，後來還不斷膨脹，托幾位美國人借款1000萬。結果耗去2萬本金，毫無所獲。他在檀香山半年，“統計所得，當不過八九萬之間，除已擲孤注二萬外，實余六七萬耳”。直到6月中旬，寄往日本和港澳的不過2萬元。[64]這引起邱菽園的不滿，“頗有過言”。7月間，康有為抱怨道：“計檀山及南中各埠可得廿余萬，惟皆未交”，美洲各埠，也所得區區。[65]在此情況下，保皇會只得一味依賴邱菽園的捐款。而澳門總局辦事人又舉措失當，所用非人，以散財招夥之法，網羅兩廣豪強，結果愈益濫支，虛糜太甚，受騙實多，款已用盡而事不能舉，甚至情報不靈，音訊不通，令邱菽園等人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