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秘密社會南海西樵巨盜區新（第4/12頁）

瞞報以外，更有令人“不特可驚可駭，直為可懼可危”之事，即所謂“離奇變幻，劫掠翻新，竟有以盜賊之行，而為官吏之事，以地方之患，而反為商旅之安”。原來盜匪劫掠，除強為搶擄之外，有所謂打單，即臨時定額勒索。無論官商，均成為打單對象，已經顯示盜匪勢力之盛。1899年底，南海、花縣等地盜匪“乃別出新法，勒收規費，謂之行水。凡商船出其水道者，無論為何種貨物，必定額抽繳。西北二江，為全粵米、杉、柴、紙四種之大源，而區、傅所握之處，又為運載四種貨物船艘所必由之路，故每米船一艘，區、傅必按其大小，勒繳行水數百圓，許其保護，永無劫掠。如有差失，刻即賠償，柴船亦然。至於杉行，聞其已與北江總行訂定實納四千五百圓；其西桅尾等杉之杉排，訂定實納二千五百圓，允許保至明年正月十日為止，謂之一屆。外此輪船拖渡，每一艘或五百圓三百圓不等，其人力車渡，及雜貨商船，則以次降殺，大抵無一能漏免者”。本來“行水之名，粵盜所舊有，又謂之打單，然不過偶間為之，無常例，無常地，亦不敢公然標明，如今日之所為也”。

更有甚者，各地盜匪還依據勢力大小，劃分範圍，如“花縣著匪湯春者，亦盤踞於番禺、花縣一帶，勒收行水，與區、傅一例，各劃定勢力圈，不相侵犯。凡如此者，尚有數夥，不甚著，然將來或通而合之，則不可問矣”。其勒收行水的行為，並非秘密進行，而是公之於世，甚至張貼告示，如湯春所發布的告示雲:

大統領湯為出示曉諭事：照得本統領征收行水，均按生意大小，著為定額，決不過苛。爾各商船既納行水之後，本統領必力為保護。如有人將爾等商船搶劫，則本統領力為追究。如不能追回貨物，本統領亦必照爾等所失多少，如數償回，斷不令爾等有虧血本，決不食言，切切特諭。

由此可見，盜匪坐大，已經使得官紳一體的統治秩序分崩離析，盜匪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地方社會的實際掌控者。《知新報》對此痛陳四大危害，其一:

米、柴、杉、紙為粵人日用之大宗，而皆仰給於西北二江。近來厘金經費加抽成數，名目繁多，物價已比前漲增過倍，今又復加盜賊之抽收，凡此四物之來源，勢不能不出其地，即勢不能不繳納行水，而其行水之所出，勢不得不派斂於貨價（現杉行已定每價一兩抽銀八厘，米柴二行可知亦然），而貨價不得不增漲以為抵償，是使粵商無異增一厘金之額，將來百物踴貴，小民益難以覓食，惟有流為盜賊，為區、傅之遙應耳。[32]

稍後李鴻章督粵，因柴價過昂，貧民難以為生，委派專人詳細查察，知“柴薪之貴，半由河道不靖，匪人打單行水，節節強索所致”，又因南海、順德二縣的五百余家繅絲廠，每廠日需500斤柴薪，每日共計需二三十萬斤，而來源日見其稀，市價因此昂貴。土匪一時難以平靖，只好下令各繅絲廠於九月至明年二月間一律用煤，不準收柴囤積，以平抑柴市。[33]

危害之二:

盜賊行徑，向來劫掠所得，即按份均派，不留盈余，其人又極揮霍，不事蓋藏，故隨得隨散，無以聚大夥，無以屯糧械，卒不能為大患。今區、傅悉變其面目，擄掠所入，留其盈余，以為公積。按其歲中船艘過往，何止千數，以一艘勒收三百，扯計已不下數十萬。況鎮埠市集，復有所勒，四出劫掠，亦復不貲。統而計之，年中所入，胡可限量。苟持此道以久行之，何難揭竿大舉。天下事只患無財，彼既有此財力，即不能禁其妄想，況窮民遍地，人心思亂，彼一舉招之，直旦暮間耳。

危害之三:

從來盜劫之案，官吏皆以為司空見慣，日日嚴飭捕盜，卻未嘗一日能絕盜源，亦未嘗見真有大患。故官吏所最懼者，惟明目張膽，攻城掠邑，關系於一己之參革處分，不能不達之於天聽，故不得不為著急。若除此之外，彼則以盜劫之案例之，惟有循行保甲團練之常例以塞責。至於保甲團練之俱窮，則聽其自生自滅，以為向來固如是耳。今區、傅所為，不遽為攻城掠邑之舉，戕官殺吏之事，兵來則去，兵去則來，官吏以為強盜結夥，非同叛逆，可不至為我官守之累，即不必費我剿捕之勞。彼盜於是乃得從容蓄聚，無所顧忌，定額征稅，儼同國法，擁眾號召，以厚黨援。久之，毛羽既豐，乃一發而為攻城掠邑之舉，戕官殺吏之事。至此，為官吏者始著急而謀剿捕，則已不可收拾矣。

危害之四：“凡舉非常之事，最難得者人心耳。”區新、傅贊開等人雖然沒有當年洪秀全之勢，

而有洪逆之狡，彼征取行水，以保護商旅為名，雖其所勒收第出於迫脅，然其堅約守信，賠償不誤。商人納厘稅於官，而官未能保，反或為之擾者；納行水於盜，而盜保其不失，且能賠償，是商之信官不如其信盜之足恃也。商既信盜，縱非本心，惟習於安便，則必樂出其途，盜亦或更設別術以要結之。他日一有舉動，彼商人或怵於積威之漸，或服其約信之堅，或習於往來之狎，或倖於禍患之免，必有為之接濟，為之驅使，為之托庇者。財多則勢厚，眾集則心雄，吾恐金田之役，不能謂其不可復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