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秘密社會南海西樵巨盜區新（第2/12頁）

清軍的剿辦既然不能奏效，“於是區辛益縱恣無忌憚，召集至數百人，聯絡聲勢，復與其附近之著匪傅贊開合夥。傅固著名巨匪，老於盜中，為眾盜所推服者也，從黨甚盛，與區既合，自是恒竄擾於西樵附近九江、沙口、河清之間”。河清上接三水河口，直至西北二江，下通新會、順德二縣，與鶴山、高明兩邑隔一水對峙，“實為形勝便利之地。區、傅盤據其間，控水路通衢，官兵至則他竄，絕不拒捕。若困之急，則又渡海竄入高明界。高明山嶺叢密，官兵不能窮捕而退，退則彼又復回故處，故出沒無常，商旅過者，必劫奪竟盡乃已”。[14]

中國古代的政治與社會控制結構，政府官僚體系相對簡小，對於基層社會的控制，主要依靠與基於地緣、血緣關系的宗法制度的有效結合。一般而言，盜匪為脫離社會常態秩序或被社會所拋離的人群，而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盜匪，則在相當程度上利用了地緣與宗族關系。他們並不完全脫離本鄉本土，雖然在官軍的壓迫下不得不四處避匿流竄，原籍仍是其重要的活動基地，甚至往往是最後的藏身之所。其骨幹和從眾，多由同族同姓之人充當，大小頭目更多是親屬。不僅如此，盜匪還以威逼或利誘等形式，利用宗族組織為其作掩護，與官府周旋。一些劣紳則乘機與盜匪勾結，在地方為所欲為，成為盜匪的合法護符。1898年何長清進剿反被區氏族紳控告擾民，可見宗族關系的庇護作用。

1901年，任南海縣令的裴景福會同委員查辦清鄉，在西樵出示懲辦當地某紳，指“近年沙東、區村匪徒猖獗，鹹以大崗墟為巢穴淵藪，搶劫之案，日必數起，凡鄉民趁墟賣絲買物，無論多寡，無不遭其攔奪。其附近各鄉，戶小丁單，家資殷實者，該匪探知，無不糾眾行劫，縱橫數十裏，大小數十鄉，真暗無天日，不成世界矣”。究其緣故，則因興賢局某紳族大年尊，主局多年，案積如山，從未稟攻一匪，捆送一盜。其他小鄉小姓，不敢與抗。鄉民告則勒繳花紅，若無花紅，則將捆送前來的匪徒釋放。以致民怨益騰，匪膽益張。後復以辦團為名，開一票廠，聚集匪徒，縱之搶劫，回廠公然分贓。結果大崗墟生意較往昔銳減六成。官府只好拆廠換人，並將該紳之子拘押，以示懲戒。[15]

不過，盜匪勢力坐大，引起直接利益沖突的首先還是地方士紳，少數人能夠從中獲利，多數則受到威脅損害。1899年4月，南海西樵紳士以“四鄉盜賊孔多，往往入黑殺人，風高放火，橫行市井，莫敢誰何。日前大憲委派何軍門長清，統帶各勇下鄉清查，匪徒即聞風遠揚，然未幾仍恣橫如前，終未能根株盡拔”，“深恐首惡不除，終為後患，特來省具稟督憲稱：有積匪區新、李昭、傅贊開等，匿跡鄰鄉，時思伺隙蠢動，求派勇剿除，以安閭裏”。[16]。西樵局某紳被區新、傅贊開等率眾滋擾，被迫逃至省垣，“稟請大憲撥勇前往彈壓。大憲以刻下勇單餉絀，不敷分派，諭令回鄉聯合鄉團練勇，以備不虞”[17]。

官府推卸責任，士紳同樣無能為力，“南海縣著名各巨匪自經大憲派員嚴密緝查，即銜局紳刺骨，時時與之為難，甚且騷擾市廛”，使得一些地方閉門罷市。“日來公局懸賞購拿，謂能拿獲匪黨者，每名給賞花紅洋銀二千元。匪黨聞之，復向局紳索取此款。局紳無奈，避匿無蹤”。[18]

官紳任何一方都無法單獨應對盜匪橫行，於是謀求合力。1899年6月，廣州《博聞報》報道說：“西樵同人局紳董黃德華等，以土匪區赤肋申等糾黨橫行，具稟撫轅，請即派兵彈壓。”廣東巡撫鹿傳霖批示曰:

據稟區赤肋申、區標各匪，在西樵一帶糾黨橫行，請添兵駐紮江浦，以遏亂萌等情，不為無見，現在舉辦保甲團防，原以佐兵力之不足，古人守望相助，洵屬良策美意。今匪黨猖獗，為該紳等桑梓切盾之災，亟應認真整頓團練，自衛鄉裏，加以派去關都司等所帶營勇數百名，亦不為少，俾即會同設法分頭查緝，將著名盜匪悉數拿獲解辦。果能官紳合力，自不難逐漸剪除匪類，以靖地方。[19]

南海開辦保甲團練，由來已久，1898年底，再度奉旨辦團，“義主寓兵於農，期於人盡知兵，以樹自強根本”。所定《南海縣保甲團練章程二十六條》，強調此次辦團與尋常取效一時者不同，必須官紳合力，以官率紳，以紳勸民，“團練必托始於保甲”。具體辦法是：縣分九屬，各鄉設一大團，以各鄉局紳為團紳，各項事務由各紳會同妥議，稟官給諭。並針對盜匪與地方宗族組織聯系密切的特征，總結歷次辦團無效的原因，在於“各鄉雖有圖甲，戶口迄未清查，此匪徒所以得而托足也”。因此須由團紳督同各鄉紳，挨戶詳查各戶位置、家長、人口、性別、年齡及壯丁幼丁數目等情形，發給牌照，使盜匪無法藏身。[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