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

近代日本對華關系，除了政府之間國家與國家的關系外，還有各種利益團體與中國民間人士、社團以及地方政府、社會的關系。後者不僅成為日本對華外交的補充，還廣泛深入中國地方的內部事務，立體式地對中國的政局和社會產生重要影響。在這一過程中，日方在不同時期對不同地區的重視程度不一，發生影響的大小各異，1900年前後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的活動，即為典型個案。關於東亞同文會的歷史，已有專書，相關研究涉及的問題也不在少數。唯其中廣東支部存在的時間總共只有一年零兩個月，對該支部的組織及其活動多語焉不詳。事實上，其間正值中國社會內外矛盾全面激化，朝野上下，各種政派集團紛起行動，企圖按照各自的政見利益改變社會發展的方向，因而政壇上波譎雲詭。乘機插手中國內政的外部勢力，得以縱橫捭闔，發揮作用。了解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的組織、活動與趨向，補正充實庚子勤王運動的史實之外，更能進而透視近代中外關系的大框架下國家與社會的互動作用。

第一節　組織

東亞同文會成立於1898年11月2日，系由東亞會和同文會兩個以研究日中時事問題為標榜的團體聯合組成，為當時日本最大、最有實力的民間團體。先此參加東亞會的眾議院議員平岡浩太郎利用其斡旋大隈重信和板垣退之助創立憲政黨以及成立隈板內閣的機會，成功地說服政府贊成開展對華民間外交，由政府付給民間團體補助金。政府方面因為難以分別給予各個對華民間團體補助，於是促成聯合。

由於隈板內閣隨即總辭職，已經內定的國庫補助金暫時延期支付，東亞同文會成立之初無法確定具體的事業內容，其《規則》關於組織設置只能泛泛規定“本會設本部於東京，設支部於中國各地”[1]。直到山縣有朋內閣成立，決定從1899年4月起支付四萬圓國庫補助金，東亞同文會才於3月14日召開春季大會，更新人事，並決定事業計劃。會議議決將設置支部之地擴大到日本國內及韓國，而不僅僅限於中國，分別名之為內國支部和在外支部。[2]在中國設置的五個支部為：北京、上海、漢口、福州、廣東，分別由中西正樹、井手三郎、宗方小太郎、中島真雄、高橋謙出任支部長。[3]

不過，在廣州設立支部早就在東亞同文會的計劃之中。1899年1月，該會會長近衛篤麿在日記中所附《東亞同文會在清支部設立地及其事業》，已經提出在上海、重慶、廣州、北京、漢口等五座城市設置該會的東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在清支部”，其中廣州的南部支部管轄的範圍是：廣東、廣西、福建以及雲南的四分之一、貴州的七分之一。後來重慶支部實際上未能如願成立，只設派出所。而增設的福州支部則將原來南部支部所轄範圍的一部分劃出。[4]

這一調整，很可能與日本台灣總督府的態度有關。其時任台灣總督的兒玉源太郎為日本台灣殖民史上經營華南、南洋的設施最為積極者，1898年10月，日本又迫使清政府同意不割讓福建，以此為自己的勢力範圍。[5]所以東亞同文會一開始就十分重視福建的地位。1899年1月，該會舉行時事討論會，議題之一便是由松本龜太郎報告台灣與福建、廣東地方的關系。[6]出任廣東支部長的高橋謙曾任台灣總督府翻譯官，在水野民政局長之下奉命進行所謂台灣舊貫調查時，到廈門、泉州、福州、汕頭做過幾個月的民情習慣調查。[7]

東亞同文會重視廣東，除了與福建的地理關系密切外，還有對廣東本身日顯突出的重要性的認識。1900年5月該會春季大會上，幹事田鍋安之助報告過去一年本會經營的事業時指出：“廣東為清國南部的重地，最富革新氣象，且散處海外各地的數百萬中國人，既以此為故鄉，又以此為根據之所。”[8]

此外，東亞同文會組織系統的淵源，也使之對廣東格外注意。1898年6月成立的同文會，其成員大都來自荒尾精的漢口樂善堂，他們始終重視對中國內陸及邊遠地區的調查，早在樂善堂時期，就以漢口為本部，在長沙、重慶、北京設立支部。東亞同文會在華各支部的設置及其區域劃分，大體沿襲樂善堂的格局，五位支部長中，宗方小太郎和高橋謙曾分別擔任樂善堂北京、湖南支部的負責人，其余三位支部長也均由樂善堂出身。

與同文會相比，東亞會雖然缺少在中國內地的組織系統，但成員中不乏具有志士氣質的人物。戊戌變法失敗後，該會成員積極設法援助康、梁等維新黨人逃亡海外，並允許流亡日本的康、梁入會。其中一些會員如宮崎寅藏、平山周等還與孫中山的革命黨建立聯系，介入廣東地方的維新派與革命派的武力反清及勤王密謀。東亞、同文兩會雖然尚未在廣東建立組織，卻都已不約而同地注意到廣東對全國的影響日益增長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