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昏庸二帝（第2/17頁）

從長慶元年科考案最終的結果來看，並沒有真正的勝利者。皇帝李恒雖然沒有真正掌握事情的來龍去脈便草率處理，但客觀結果卻是對當時科舉考試風氣的一次凈化。不過從段文昌等人與錢徽等人的較量過程來看，雙方明顯帶有黨爭的味道，而且裴度彈劾元稹勾結宦官、結黨營私，從史料記載來看也是空穴來風。

值得一提的是，大唐帝國的三大禍根除了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之外，第三個便是朋黨之爭，而長慶元年的這場科舉復試案正是拉開晚唐朋黨之爭的序幕，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場朋黨之爭居然會持續長達50年之久。

牛李黨爭

關於晚唐朋黨之爭會成為帝國滅亡的禍根原因，千百年來很多人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認為，之所以會出現朋黨之爭，正是與科舉考試有關。

在安史之亂爆發之前，大唐帝國的科舉考試選拔了很多人才，很多國之棟梁都是由科舉考試而走上仕途。但安史之亂爆發後，帝國的科舉考試開始走下坡路，其原因正是中央朝廷的腐敗，不僅在考場中屢屢出現舞弊現象，考試前也興起了一股請托之風，即使是在考試後也形成了進士者謁見主考官的惡習。這樣推薦者和被推薦者之間就形成了門生座主的關系，而且科舉考試中的門生和門生之間稱為同年，他們因為隸屬於同一個座主，又是同年及第，很容易結成政治聯盟，正是這兩種不正之風最終促成了朋黨相爭的局面。

縱觀大唐帝國的後期歷史，影響國運至深的黨爭當屬“牛李黨爭”。

“牛”指的是牛僧孺，“李”指的是李德裕，兩個人的矛盾源於元和三年（808年）。這一年的四月，皇帝李純親自策試制科舉人，名為“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當時主考官是吏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兩個人，結果應試者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三人的策文被列為上等。

當時三個人面對朝廷出的相關命題，使出了渾身解數，因為是“直言極諫”，所以三個人將矛頭直指當時朝廷的宰相和宦官。如今，牛僧孺和李宗閔的策文我們已經無法找到，但皇甫湜的策文收錄在了《全唐文》中。他的策文言辭頗為激烈，形容宰相還算是客氣，但形容宦官簡直就是在謾罵，不僅說宦官丟失了本來的職責，而且說宦官是“裨險之徒”，一個地位低微的下等人怎麽可以掌握軍隊，並成為皇帝最為信任的人呢？

鑒於牛僧孺、李宗閔與皇甫湜都被列為上策，相信牛、李兩個人的策文言辭也應該是頗為激烈的。

當時榜單出來後，宦官劉光琦向皇帝李純哭訴，說牛、李、皇甫三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宰相李吉甫也勸李純不要重用三個人。最終李純下令貶黜主考官，同時使得三個人很久沒有得到升遷，於是牛僧孺、李宗閔二人懷恨在心，而李德裕正是宰相李吉甫之子。

後來隨著李吉甫的去世，一直到元和十五年（820年），牛、李之間的矛盾始終處於一種蟄伏狀態。但隨著李恒的即位，以及李德裕的發跡，牛、李之間的矛盾開始加劇，而加劇的起因正是前邊提到的長慶元年（821年）科舉復試案。

因為這場科考案李宗閔等人被貶黜，所以李宗閔十分痛恨段文昌和李紳。而據《舊唐書•李宗閔傳》記載，李德裕當時跟著李紳、元稹一起向皇帝李恒告狀（“衡言於上前”），說錢徽受人請托，因此這次考試是不公平的，最終導致重新復試。

事實上，當時李德裕和段文昌、李紳比起來，還是個小角色。雖然時任翰林學士之職，但由於皇帝李恒對藩鎮采取招撫政策，而李德裕則主張對藩鎮用兵，所以他並不受皇帝的待見，最多是個不得不跟著領導走的打醬油角色，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段文昌和李紳。但李宗閔顯然不這麽認為，在他看來，凡是和段文昌、李紳站在一起的都是其同黨，所以李宗閔對李德裕也沒什麽好印象。

而牛僧孺和李宗閔是同年，所以理所當然十分憎恨李德裕，再加上與其父的矛盾淵源，所以雙方矛盾開始加深。

不過此時牛、李雙方雖然怨恨加深，但並沒有形成不可調和的局面，導致雙方關系惡化的，是長慶二年（822年）發生的“於方事件”。

當時成德鎮王武俊的養子王廷湊發動兵變殺死節度使田興，深州節度使牛元翼忠於朝廷不肯依附王廷湊，結果王廷湊帶領大軍將深州圍得水泄不通。此時元稹的好友於方獻計稱可讓成德大將王昭等人使反間計解深州之圍。時任兵部侍郎的李逢吉得到消息後，暗中下令讓親信李賞告訴裴度說元稹想暗殺他，並且讓其子李仲言將這件事告到皇帝李恒那裏，將於方下獄。皇帝認為元稹和裴度二人有失宰臣威嚴，罷免二人的宰相之位，讓李逢吉進入宰相班子，任命他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