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昏庸二帝（第3/17頁）

李逢吉進入宰相班子後，還缺少一名副手，論資歷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有當宰相的希望。但皇帝李恒對李德裕並不感冒，所以將他調任為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剛離開京城，牛僧孺就被任命為同平章事。

李德裕被調任後，一連八年沒有得到升遷，在他看來這是李逢吉從中搞鬼。而事實上，在牛、李入相的問題上，李德裕是著實冤枉了李逢吉，或許李逢吉確實推薦了牛僧孺，但李德裕沒有認識到問題的關鍵不在這裏，而是在於他對藩鎮的態度與皇帝李恒完全背道而馳，皇帝是不喜歡他的。

然而，皇帝李恒對牛僧孺的印象頗佳，除了李逢吉的推薦之外，原因還在於李恒曾經看過宣武節度使韓弘的宅簿。當初韓弘入朝，社會上流言頗多，其子韓公武以家財賄賂過很多當朝權貴。不久韓弘父子相繼過世，李恒知道其孫尚且年幼，擔心其家財被盜，所以命令朝官到其家裏查閱宅簿，而簿上記錄了這些年朝廷受賄者的名字，只有在牛僧孺名字的後邊寫著“不受”兩個字，李恒知道後十分欣慰，所以這次挑選宰相班子成員，牛僧孺被李恒欽點。

關於李德裕、牛僧孺的鬥爭，截至長慶二年（822年），由於彼此間只是怨恨加深，以及矛盾不可調和，還沒有出現大規模的黨爭局面。而且從牛僧孺進入宰相班子以後來看，他和李逢吉也存在意見分歧，所以不能說李逢吉是牛黨成員。當時以牛僧孺的身份和地位來看，他還沒有形成黨派，只能算是一個“偷權報怨，任用存亡”的宗派體系。

長慶年間，真正一黨獨大的是新進宰相班子的李逢吉，據史書記載，李逢吉擔任宰相期間，雖然並無政治建樹，但拉幫結派、打擊異己可是十分活躍。當時鄭注以醫藥術為宦官王守澄所信任，李逢吉讓其子李仲言賄賂鄭注，進而結交王守澄而得以權傾朝野，並組成了一個時稱“八關十六子”的龐大朋黨體系。當時令狐楚、李宗閔、牛僧孺全都依附於李逢吉，韓愈和李紳由於與李逢吉政見不同而遭到貶黜，致使長慶年間再無名臣。

長慶年間黨爭激烈的一個根本原因是皇帝李恒本人才能平庸，駕馭不了群臣。後來，李德裕總結長慶黨爭的內在根源就說，李恒其實是“性相近，嗜欲同”，如李恒特別欣賞元稹的詩文，就縱容元稹和宦官結黨，尤其是在李恒在位的最後時期，因為其身體多病，朝廷大事悉數委任於宦官，更加助長朋黨的勢力的擴大。

而作為大唐帝國後期禍患之一的“牛李黨爭”，在長慶年間不過是剛剛形成雛形，此時可還是停留在李德裕和牛僧孺個人以及少數幾人之間的矛盾。李德裕被貶，標志著牛僧孺一派暫時占據上風，但這僅僅是個開始。

縱觀長慶年間的黨爭，對於當時的國策以及重大事件的決策都有深遠的影響，如對待藩鎮的策略，就因為黨爭的緣故產生了致命的失誤。

長慶銷兵

李純在位的元和年間，起用宰相裴度等人，對反叛中央朝廷的地方藩鎮實行用兵策略，先後討平西川、夏綏、鎮海、淮西、平盧等諸多藩鎮，實現帝國的中興之治。但即位者李恒才能平庸，胸無遠志，采納宰相蕭俛、段文昌的建議，實行“銷兵之術”，史稱“長慶銷兵”。這次銷兵最終導致盧龍鎮朱克融、成德鎮王廷湊相繼叛亂，唐廷由此失去河朔，《新唐書》《資治通鑒》認為這兩次叛亂皆由“銷兵”而起。

銷兵的正式提出是在李恒即位初期，《舊唐書•蕭俛傳》記載：

穆宗乘章武恢復之余，即位之始，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與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為兵以靜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銷兵。

蕭俛和段文昌提出的建議，客觀公正地說是長慶初年政治、經濟形勢的反映。從蕭、段二人的初衷來看，和當初憲宗李純對藩鎮用兵的策略一樣，根本目的是為了削弱藩鎮的割據勢力。

自李純即位以來，接連對藩鎮用兵，最終使得反叛的藩鎮得以平定，朝廷與地方的矛盾有所緩和，連長期割據的河朔三鎮也表示歸順，此時再對藩鎮用兵已失去意義。但是地方藩鎮仍握有重兵，如不削弱其軍事力量，仍有再次反叛朝廷的可能。在蕭、段二人看來，采取“銷兵之術”會讓藩鎮的兵力逐漸減少，可以收到防患於未然的效果。而且當時朝廷的財政狀況不容樂觀，李純的連年討伐已經耗資無數，致使“府藏空虛”“財力不贍”。李恒通過“銷兵之術”也是緩解財政危機，減少軍費開支，在他看來是一舉兩得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