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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趙佶對這些話很不願聽，很覺厭煩，認為師師喋喋不休地聒噪這些話，純粹是閑來無事吃飽了撐的。加上那個“反詩”事件留下的芥蒂，他與師師之間的裂痕就開始凸現出來，並漸漸地呈現出擴大的趨勢。

師師和趙佶都明顯地意識到了這條裂痕的存在，都為此感到很苦惱，都希望通過努力能夠消除掉它。然而事與願違，一個重大事件的發生，終使這條裂痕擴大成了一條難以彌合的百丈鴻溝。

這個重大事件乃是一場駭人聽聞、令人發指的陰謀和悲劇。它發生於遠在江浙的童貫征討方臘大軍的軍營裏。但對於它的釀成，宋徽宗趙佶負有推卸不掉的責任。

原來當童貫奉旨執掌南征帥印之初，便曾與蔡京、高俅有過密謀，打算借此機會將宋江部隊消滅掉。蔡京、高俅讓童貫在戰場上做手腳，童貫讓蔡京、高俅在朝堂上多配合，一個必欲將梁山泊人馬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新陰謀就此悄然出爐。

請旨將宋江部隊收歸南征大軍麾下，是這個陰謀的第一步，這一步很容易地便實現了。到了沙場上，童貫就開始施行陰謀的第二步，那就是利用統帥的職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有意地去消耗宋江所部的有生力量。但凡遇上強硬對手、堅固城池、險峻陣勢，無一例外即命宋江所部去拼殺。你不是先鋒官嗎？你的使命就是逢山開路，遇水鋪橋，這條血路你不去拼讓誰去拼呢？

宋江他們明知這是童貫在公報私仇，卻不能不遵從他的帥令，因此只好盡量多在戰術上下功夫，力求采取既能克敵制勝又能避免重大傷亡的作戰方案。好在宋江周圍的盧俊義、吳用、公孫勝、林沖、關勝等文武諸將，均為有一定實戰經驗的英傑，又能洞悉農民起義軍的弱點；而方臘麾下部隊雖然人多勢眾，聲勢浩大，卻多為在短期內聚集起來的成分混亂的烏合之眾，皆未受過稍稍正規一點的軍事訓練，在戰略戰術上混沌無知，因而宋江所部就能夠做到以少勝多，出奇制勝，以較小的損失獲取較大的戰果，於征途上連連陷城破寨，收復失地，橫掃敵營，勢如破竹。

童貫看到這個情形是喜憂參半。喜的是南征戰役進展順利，眼看大功唾手可得，將來最大的功績自然是屬於他的，可使他在朝中的地位又增砝碼；憂的是他從中再一次地領教了梁山泊英雄的厲害，更明晰、更深刻地意識到了，倘若這支部隊保留下來，必為自己的強勁對手，因此就更加堅定了要除掉這一幫活虎生龍的英雄的決心。

於是在發給朝廷的戰報上，他只是反復吹噓由於他的英明指揮而令賊寇望風披靡，吹噓他的嫡系禁軍作戰如何勇猛、如何斃敵千萬、如何戰果輝煌雲雲，對宋江這支先鋒部隊所建下的戰功和所做出的犧牲只字不提。相反地，倒是在每次的戰報中都不厭其煩地告宋江的狀，說宋江目無軍法，不服管束，在戰場上時常自行其是，殊難節制。

童貫的這個說法倒不是全然無據的杜撰。在具體戰術上宋江的確往往不按童貫的指令行事，而是按照他與盧俊義、吳用商定的戰法去打。因為若亦步亦趨地按童貫的指令行事，往往會令部隊損失慘重而所獲甚微。撇開梁山泊人馬與童貫的恩怨不談，單就在戰場上能夠隨機應變、靈活殲敵、屢獲大勝而言，宋江的這種打法應當說是一種非常值得提倡和發揚的優良的作戰方式。然而在童貫的戰報裏，它便統統地變成了罪狀。同樣的一件事，對它的詮釋不同，它的性質就完全變了樣。

所以說，世事黑白，歷史真偽，千秋功過，有時確是很難辨出子午卯酉，只能由著諸家各執一詞便了。

蔡京、高俅一幹佞臣得到了童貫的戰報，就不斷地向趙佶吹風，說宋江兵馬匪性未退，賊心不死，每每不遵將令擅自行動，恐有不軌企圖，切宜謹慎防範等。

趙佶在招安梁山泊部隊的問題上長期搖擺不定，就是因為他很難斷定這些人是否肯真正地歸順朝廷。後來經過種種波折雖然完成了招安，從他的內心來講，對宋江這一彪人馬也並不是太信任。尤其是招安前夕燕青潛入鎮安坊對他義正詞嚴地進諫的那些話，雖說了阻止了他的反悔，卻給他留下了梁山泊這幫人在骨子裏絕非順民的強烈感覺。而且當時所受到的脅迫和屈辱，亦令其如鯁在喉。這就奠定了他對宋江這支招安部隊不會與朝廷禁軍一視同仁的基本立場。

在這樣的立場下，趙佶是不可能做到明辨是非、洞察秋毫的。

更何況三人成虎，在蔡京之輩再三再四的諂言蠱惑下，趙佶對宋江在征討前線的表現愈來愈不滿，愈來愈不放心。終於，在聽過蔡京、高俅又一次稟奏童貫戰報，並又一次陳述宋江部隊的所謂不軌行徑後，趙佶向童貫發出了必須對宋江部隊嚴加節制督察，謹防其故態復萌，亂中生變，如遇非常情況，可以相機行事的密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