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章 此一策，可安天下（中）（第2/3頁）

顯而易見，只要把荀子的大同社會這一儒家的理念廢掉，改為滿足君王之類統治者的欲望，限制被統治者的欲望，被統者的思想和行為一切都要為統治者服務，便就是法家。

而孟子講的專注於修自身，內聖而外王，則就向道家和墨家靠攏了。

有宋一朝，北宋時主要的爭論在尊孟還是尊荀。與徐平前世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尊孟的是改革派，以王安石為代表，包括在他之前的範仲淹。而尊荀的，則是保守派，以司馬光為代表。其中又有最大規模的中間派，有既不尊孟也不尊荀的，又有雖然尊孟但卻與王安石無論如何也說不到一塊去的。徐平前世學到的印象是王安石講理財，與法家頗有相合之處，與這個年代的思想實際上完全相反。

靖康之變，由於當時主政的是新黨，王安石的新學受到致命的打擊，尊荀和尊孟開始溶合，矛盾不再那麽尖銳了。孟子的官方地位上升，荀子的思想卻深入人心，孟皮荀骨開始初露端倪。此時思想爭論的主流，慢慢轉到了事功學派和理學上面。隨著宋的滅亡，講克己復禮、存天理滅人欲，把天理與人欲對立起來的理學最終勝利。人欲滅了才能存住天理，則人欲當然是惡的，而又講天理自在人心，要先修身，又留了孟子的皮。當然，這一思想在韓愈提出性情不同時就已經有了端倪，所以後來高舉韓愈大旗的歐陽修認為“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被後人譏誚。

不管是北宋講“三不畏”的改革變法派，還是南宋以葉適和陳亮為代表的延續王安石的“為天下國家之用”的浙東事功學派，重要的思想源流都來自於李覯。

李覯主張人性無善惡，人欲與天理相統一，沒有對立的關系。從這一點上，重新講解儒家的核心“禮”，由此理財、事功等等都是當然之義，帶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

理清了這個思想源流，便就明白了李覯對徐平的改革培植理論根基的重要性。沒有李覯的人欲與天理相統一，勞動創造財富便就沒有了思想基礎，改革失去了正當性。如果人欲帶來的是惡果，那滿足人的欲望的財富也就是惡的，越多越對天下無用。

“公利本於私利，而用於萬民，故曰謀公利為天下之大義。”

王曾在這句話下劃了一條線，擡起頭，摘下老花鏡，揉了揉額頭。

義利之辨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這一步跨不過去，改革就會起無數紛爭，一不小心就會半路夭折。這句話對徐平新政的意義，便就如他前世的那句“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被廣泛接受了，改革就有了正義性。但這樣簡單的一句話，真正被認可並不是簡單的事情，他的前世可能一萬個人都能脫口而出，但這句話怎麽與原來的體系相結合，與理論體系方方面面各種各樣的理論纏繞，一萬個人中也未必有一個人能說清楚。到了每個人都能理所當然地把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背後有無數人付出了心血，改革就無人可擋了。

王曾和呂夷簡單這一代人，還是在主張清靜無為的政治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如王曾的嶽父被稱為“聖相”的李沆，便就說宰相為政最要是不改祖宗之法。王曾的仕途也一如他的嶽父，波瀾不驚，沒有大起大落，但在每一個位子上幾乎都做到了最好。然而這一生平平奇的宰相李沆，史書評其“正大光明”，王旦稱其為聖人，宋真宗認為他忠良純厚，始終如一，真長者。王曾頗有嶽父的風格，然而到了現在，他卻知道天下不得不變了。

就連這個時候還飛揚跳脫的歐陽修，都知道說“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王曾怎能不明白這個道理。

變是要變，關鍵是怎麽去變。沒頭蒼蠅一樣亂來，胡搞一氣，那還不如老實守成，變不如不變。徐平能夠帶人說明白“謀公利為天下之大義”，從義利之辨中跳出來，在王曾的眼裏，已經有了談變革的資格。

把桌子上的燈調亮，王曾繼續埋頭讀桌上的《富國安民策》。京西路去年的新政，身為宰相的王曾自然是清楚的，甚至大多數條款他都能如數家珍。但為什麽采取這樣的變革措施，背後有怎樣的考慮，王曾就不清楚了。這樣的國家大事，他相信徐平必然是有系統的考慮，不可能如頑童一般，想出來一件就做一件。

現在細讀《富國安民策》，跟自己印象中的京西路的變革舉措一一對應，王曾慢慢開始把脈絡理清楚。為什麽大量的變革都是圍繞著棉布來展開？原來是因為棉花可以規模化種植，棉布可以工廠化生產，布匹又是衣食住行中百姓所必需。

不吃飯就會餓死，所以糧食是不能夠作為商品的。保證百姓的必需物資是政權的當然責任，因為你不得不用，所以我要用這個來賺錢是不可以的，這樣做是亡國之道。食鹽專賣，大家都當成是收稅，而不是作為商品賺取利潤，不可跟普通的商業買賣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