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問道（第2/3頁）

“此為真讀夫子之書者也。”趙禎點頭，“宰相坐。坐而論道，古禮。”

徐平謝過，坐回位子上。到了這一步得到趙禎認可，已經成了大半，不由出了一口氣。

請過茶，趙禎又問：“士大夫當遵君子之行，人君亦當守君子之行，此無疑義。然以仁義治國，漢行之，雖有文治武功，終不免敗亡。敢問宰相，漢亡是失仁義之故與？”

徐平捧笏：“回陛下，聖人之道猶如君子之於士大夫，可照亮前行，然而路上走得到底如何，卻又非全歸於仁義者。失天下，必失仁義，此無可疑。仁義一時之失，未必就會致天下敗亡，此有挽一時失仁義之術而已。有挽天之術，而曰天下不必本於仁義，是匹夫之見。不行仁義，縱能一時挽天傾，終不能長久。是故，天下之治終究歸於行仁義。仁義乃天下所本，而非一時之用，講仁義之用，則未過儒門門檻。”

至漢朝中原漢族完成了文化大一統，天下之民皆稱為漢人，而不再稱秦人、楚人，齊人、燕人。漢儒的大一統本於天命，雖然後人說是編造出來愚弄下層的，但實際上當時從皇帝到大臣都信得很，中興漢室的光武帝尤其信這一套。從魏晉到隋唐，天命之說已經難以為繼，避於江南的中原正統終不能光復天下，殘民者昌，佑民者殃。

到宋朝儒學再興，天命說被放棄，宋儒改以公天下、查治亂的正統說來代替。從古文運動到疑傳惑經，再到六經注我，都是這一體系的一部分。然而宋儒的努力，最終還是沒有改變被蒙古所滅，中原陸沉的結果。這些努力，實際上隨著宋朝的滅亡就離去了。

歷史不能假設，認為宋朝不滅會如何，實際上宋朝出現這種思潮，從皇帝到士大夫都願意做出讓步，正是因為有巨大的外部威脅。沒有外部威脅，內部矛盾就會轉趨激烈，皇帝和士大夫相攜相讓的局面也不會出現。

宋亡之後是元，明滅元，之後又被清滅。清末正統論再次被拿出來鞭屍，從梁啟超到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從破正統論入手，打破漢族的文化一元，中原一統，又是後話。

文武完足，徐平立下如此大功，來任宰相要職，比其他權相更顯眼，會不會引起趙禎猜忌，甚至下毒手？想多了，是把歷史的特例當成了通例。實際上兩宋三百余年，並沒有因為宰相威望過重，權力太大而讓皇帝下毒手的。哪怕是宋太宗時期規矩未立，那時的權相趙普甚至插手皇太子之爭，最後也沒怎麽樣。一時失寵外貶是有，最後恩遇不失，安然去世，身後得享哀榮。

有這種想法，根本上還是沒有認識到宋朝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並不是一句籠絡人心的虛言，而是整個政權的根本。在這種政治結構下，權力再大的宰相，也無法威脅到皇位。而再是猜忌心重、專權獨斷的皇帝，也不會對宰相下手，不然天下根本動搖。

宋朝的皇權與相權，有矛盾，但更多的是合作。雙方之間不是你多我少，除了極個別的權相，大多數時候是相權加強，皇權隨之加強。不認識到這一點，徐平怎麽敢來做這個改革的宰相？再是大公無私，也得先為自己和家人考慮。

講善猜忌，刻薄寡恩，手段毒辣，甚至是勤政，宋太宗都不下於清朝皇帝雍正。但雍正朝殺得人頭滾滾，太宗朝的趙普哪怕卷入太子之爭，最後落敗，也能安然離世。

問道於宰相，施政於天下，徐平只有向趙禎講明白了自己的施政根本，獲得了他的認同，才能推行強有力的改革。改革成功，取得成效，徐平有功，趙禎有德，大家各取所需而已。徐平的功，遠不能威脅趙禎皇帝之德，實際上是大大穩固了他的皇位。

講過了人性，接下來，徐平要結合這一套意識形態，講自己要如何施政了。

只有把意識形態、政治結構與具體施政打通，才能推行一場順利的改革。至於這場改革會觸動誰的利益，誰倒黴，誰得利，其實不用想太多。能夠影響到改革的官員，並不會像到菜市場買菜一樣，斤斤計較自己得了多少利益，失去了多少利益，實際上大多數時候根本就算不清個人的利益得失。真正讓他們拼爭到底的，是意識形態的差別。

把改革的成敗說成哪派人屁股坐在哪邊，是回避意識形態，隨手給出的一個解釋。

歷史上數十年之後的熙寧變法說明了這一點，千年之後的改革也說明了這一點。在歷史洪流面前，個人利益其實沒有那麽重要。

不管具體鬥爭的手段如何，能在思想上包容反對者，互相提攜，互相糾偏，改革中就能取改革者和反對者的上限。而如果你死我活，形成黨爭，就會取雙方的下限。

關鍵在思想的碰撞，而是不鬥爭的手段。哪怕雙方火並，戰場上打生打死，做到了思想上的包容，就能取得一個好的結果。而如果思想上不包容，哪怕是雙方客客氣氣，溫良恭謙讓，一樣會取出雙方的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