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馬士英定策（第2/2頁）

據傳聞（僅僅是傳聞），崇禎十七年二月初三深夜，李自成大軍剽掠至懷慶府，朱由崧和嫡母鄒氏一起從洛陽東門出去，因為李自成軍來得太急，朱由崧急於脫身逃命，竟置鄒氏生死於不顧，獨自偷溜了，狼狽不堪地潛入衛輝府依附於潞王。如果這傳聞是真的，那朱由崧在危難關頭只顧著自己跑路，將嫡母丟棄在兵荒馬亂的半道上，那自然是不孝了。但這事的另一版本是：懷慶府陷落當日，朱由崧和嫡母鄒氏及續弦王妃李氏一同出逃，逃到半路，被李自成亂軍沖散了，他只好獨自一個人投入衛輝潞王府中。混亂中與嫡母走失，那是意外之事，強扣上不孝的大帽子，就太過苛刻了。

不管怎麽說，民間既然流傳有置嫡母生死於不顧的說法，判定朱由崧“不孝”，還算有點影子。

但除了“不孝”這一樁，其余“六不可”就根本無可考究了。

可是，因為政治上的需要，朱由崧背定了“七不可”的黑鍋。

禮部的官員忙忙碌碌著，張羅著乘輿法物，準備前往梧州迎接桂王。

在這一關鍵時刻，一個小人物登場了。

這個人是個太監，姓盧，名九德，外號“胎裏紅”。

“胎裏紅”曾在宮中伺候過朱由崧的父親老福王朱常洵，和朱常洵父子建立了很深的感情，這時候在鳳陽擔任守備太監，是馬士英的親密同事。

從感情上出發，“胎裏紅”是希望故主之子能登上帝位的，從馬士英口中，他得知朱由崧面臨落選的危險，便四下奔走，串聯起高傑、黃得功、劉良佐三鎮總兵共同擁戴朱由崧。

宋、明兩朝奉行的都是“以文制武”的文臣督兵政策，武將的地位極低，“立儲”、“定策”這類大事，武將通常是沒有什麽發言權的。

土木堡事變之後的北京保衛戰中，大明皇帝被瓦剌人劫持，形勢萬分危急，在皇位繼承問題上，也是全由於謙、胡濙等文臣做主，武將只能靠邊站。

正德帝病死，無子無弟，擁戴嘉靖帝朱厚熜登上帝位的，同樣是楊廷和等一幹文臣出的主意，根本沒有武將說話的機會。

現在，這三個武官承“胎裏紅”看得起，高興之余，不免有些飄飄然。同時，也貪立“定策大功”，就雞啄米一樣點頭同意“胎裏紅”的邀請，振臂高呼擁立福王。

馬士英回到鳳陽，得知高、黃、劉三人已經抱成團，一致協謀擁戴福王，叫苦不叠。

事已至此，如果還一味遵守和史可法達成的“浦口協定”，其結果只能是自己被軍隊架空。

向來以機變著稱的馬士英沒有太多猶豫，迅速地加入了“擁福”行列。

史可法哪裏知道馬士英的變化如此之快，為了彰顯自己迎立桂王的凜然正氣，還煞有介事地把姜曰廣等人所總結出來的“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幹預有司”等七項不可立福王為帝的理由寫在信裏，寄給馬士英。

馬士英將史可法這封信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起來。

在他看來，一旦福王得登大寶，這封信將是以後要挾史可法的最佳法寶。

接著，馬士英也提筆寫了一封信。

不過，他這信不是寫給史可法的，而是寫給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的。

在信中，他以鳳陽總督和三鎮名義正式宣布擁立福王朱由崧。

前文說過，韓贊周是崇禎專門欽點派到南京監軍的大太監，是南京三大實權人物之一。接到了馬士英的信，不敢怠慢，立刻遍邀南京各大臣到自己家中商議對策。

眾人讀了馬士英的信，莫不震響失色。

俗話說，槍杆子裏出政權。

現在，福王已經得到了三鎮總兵的支持，大家還能有什麽選擇？

大家只好違心地表示同意，匆匆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