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借虜平寇”到底靠不靠譜

朱由崧初登大位就發表宣言，稱自己“痛感社稷已成廢墟，激憤於父母之仇，誓與李自成賊人不共戴天，志圖必報”，“朕日夜不能安睡，只思早日清掃李自成賊軍，報大仇、除國難”。

應該說，朱由崧和他所代表的小朝廷把建國後的第一政治目標定位為報國仇家恨，這完全合情合理。

國都破、君王死、宗廟隳，此仇不共戴天。非報仇不足彰顯立國的正氣，非報仇不足振作軍民士氣。

但要報此大仇，難度不可謂不高，任務不可謂不艱巨。

想那李自成的大順軍揮師北上之時，兵若山移，馬如潮至，北京帝都的陷落，不過旬月之間。現在重建的小朝廷所可以倚重的軍隊，不過是劫後余灰，積貧積弱，要滅李自成，談何容易？！

值得慶祝的是，有消息傳來，李闖的大順軍已於四月二十九日從北京撤出，望西而遁。

其原因竟然是大明王朝的平西伯吳三桂從東虜借得精兵，於山海關前把李闖大順軍打得落花流水，並乘勝追擊，使得李闖難以在北京立足，夾著尾巴往西安方向遁逃了。

這真是天大的喜訊！

弘光君臣一個個彈冠相慶，交口稱贊吳三桂乃是大明王朝的中興良將。

弘光帝盛贊道：“吳三桂倡義討賊，雪恥除兇，功在社稷。”

太仆少卿萬元吉也跟著說：“吳三桂憑借一股忠義之氣，力擋闖賊百萬之眾，並屢挫賊鋒，凱奏收復京師，功蓋天下。”

很多朝臣都將吳三桂比作中興唐朝名將郭子儀、李光弼，說他與郭、李同功，甚至還有人說：“吳三桂克復神京，功在唐郭、李之上！”

好消息還在不斷傳來。

中興良將吳三桂不但收復了神京，還引東虜大軍在慶都（今河北省望都縣）城東追上賊軍，陣斬李自成手下大將谷英。改日，又追至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再次大敗賊軍。

大順賊軍節節敗退，只有招架之手，而無還手之力，已難在河北、河南、山東之地立足。

可惜，史可法將四鎮駐地和進取之基都定位在南直隸境內，其督師駐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揚州，未能趁這大好機會收復河南、山東之地。

時人張岱就說：“史閣部這樣的安排，是一大失著。”

曾任商丘知縣的梁以樟直接上書勸史可法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江南之地，而應向北推進，其書侃侃而談，說：“單單扼守長江並不是好辦法。如果放棄了山東、河南二省而一味據守江北，則形勢已屈，就算想要偏安一隅，也是不可得了！另外，高、黃、二劉四鎮全都這樣跋扈，朝廷應該將他們分散而不應將他們聚在一起，並以忠義相激勵，閣部又大樹兵以自強，就可以讓他們聽命於朝廷了。”

其實，梁以樟等人所說史可法如何不知？但現實根本不允許史可法有更大的作為。

試想想，高傑、劉澤清等人不過南逃奔命之將，因有“定策”有功，不免志驕氣盈，留戀南直隸江北繁華之地，進而挾制朝廷，哪裏還肯以國事為念？史可法此時不過一個失勢憫墨之人，又哪裏指揮得動這些驕悍跋扈的軍大爺？他所能做的，只是焦頭爛額地奔走調停於四鎮之間，如奉驕子，不敢稍有差池。

由此，李清不無慨嘆地說：“起初，四鎮垂涎揚州繁華之地，史可法不得已，答應他們可以在戰時將家眷安置在揚州，稱彼此有份，可以免使一家獨踞。即已經說好了是戰時才可安置，不是戰時不能安置，因為這事，朝廷不得不疲於奔命地進行調停，白白錯過北伐良機，真是讓人痛之恨之。”

現在，吳三桂已經取得了“借虜平寇”的初步勝利，如果能繼續推行和貫徹“借虜平寇”這一政策，倒不失為恢復河南、山東的一條妙策。

遙想崇禎年間，任兵部尚書的楊嗣昌就曾提出過“攘外必先安內”的建議，意欲效法光武帝修好與匈奴的關系，與滿清議和，以得集中兵力掃除“流寇”。

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務實的想法。

彼時，崇禎財政已經嚴重透支，入不敷出，很多部隊的軍餉一拖再拖，甚至欠餉長達五六年之多，軍隊士氣不振、軍心動亂、戰鬥力差，沒有辦法展開兩線作戰。

秦、漢、隋、唐、元等朝都是滅亡於民變民亂，鑒於這個血淋淋的歷史教訓，崇禎認為，滿清不斷與大明王朝為敵，其目的無非是要割據遼東自立並從大明帝國身上劫掠財物，與李自成等“流寇”相比，“遼事”不過是“癬疥之疾”，而“流寇”卻是“腹心之疾”。

所以，崇禎曾一度考慮與滿清議和，而求以全力征剿李自成。可是，大明王朝眾多朝臣均以南宋紹興年間的宋金議和為辱，眾口一詞地予以抗議和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