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劃江分治還是統一全國（第2/4頁）

下文還說：“如果國家沒有現成的國主，國民就會三心二意、搖擺不定。如果有人借擁立愚昧懦弱的藩王為君主，以實現自己威福自操、跋扈自橫的野心，又或者有人表面上依附明朝，暗地裏卻做些盜國欺民的勾當，這些都是國民的敵人，國家的仇寇。等哪天我大清解決了陜西的李自成，即刻調兵向南，趕盡殺絕，一個不留。嗚呼，是好是壞、是忠是奸、是順是逆，從來黑白分明，簡單易判，希望大家都懷抱一顆忠臣義士的心靈。南北沒有區別，同是皇天後土所生養。布告天下，知會全國。”

因為清廷方面的消息不靈通，寫這道文告的時候，多爾袞還不知道南京朝廷已經成立。

到了七月中旬，多爾袞才從清廷山東、河南等處招撫王鰲永在七月十二日的一道密報得知弘光即位的消息。

王鰲永的密報是這樣寫的：“我在七月初一日到達平原縣，聽說該縣鄉官和現任南直隸太平府通判董振秀的家人人接觸，據董振秀的家人說：南京於五月十八日已立福王，改元弘光。”

清廷方面對南明的消息是這樣的不靈通，而南明方面對清廷的了解也好不到哪兒去。

南明首輔馬士英也是在甲申六月十五日才從“北來難民”的手裏得到了多爾袞的告示，趕緊向弘光帝報告說：“看得虜示，是不知中國已有主矣，理合速差文武二臣頒詔北行，以安彝、漢之心。”

史可法也因此感到事關重大，認為必須讓清廷知道大明帝國已經南京策立新君之事，提出了“速差文武二臣頒詔北行”，且“事期速舉”。

這，也是北使團成立的一方面原因。

話說回來，河南的局勢原本比畿南、山東地區遠要復雜。雖然大順政權早已在這塊中原地區遍設官員，但主力既已西撤，其獨霸河南的局面就一去不復返了，大順軍所能控制的只是豫西等部分地區，其他絕大多數地區已經被明朝官紳和土傑豪強以復明為旗號所占據。

多爾袞在穩固了對畿輔地區的統治後，才陸陸續續地在八九月間委任了一系列文官武將南下，把勢力擴展到河南北部。

如果弘光朝廷能搶在清廷之先出兵北上，和打著復明旗號的河南官紳豪強聯合起來，不但可以擴大自己的統治區，也可以有效防止清軍南下，自立自強，為日後與清廷爭天下取得先機。

可是，南京“定策”事件已經消耗了很多時間，而“定策”之後武將又得以“擁立”之功蒙受厚賞，武將的爵位和榮譽都基本到頂了，再也沒有進取之心，即使史可法一天到晚高喊恢復魯豫，乃至燕京，卻是喊破喉嚨無人響應。

這麽一來，河南境內打著復明旗號的官紳土豪迫於清朝強大的壓力，紛紛被迫歸附清朝。清廷一路走來，賺得盆滿缽滿，不亦樂乎。

時人張怡差不多是這時候夾雜在難民中南下的，記下了途中見聞：“我在過德州地界時，沿路所見，均是鄉勇團結，高舉滅賊扶明大旗。到了濟南，更有數千回民士兵自發聚合在一起，隊伍整肅，器械精好。他們疏通大河，設置崗哨，但有船只通過，必嚴加盤查。疏通河流挖掘起來的泥土堆積在兩岸，只能步行，不能騎馬。沿河百姓家家建起圍墻，只留下一個門洞出入，防守嚴密。他們渴望南京軍隊，猶如久旱望雨。後來聽說弘光登基，史公督師，無不踴躍思效。每遇到南方來的客旅，張嘴就詢問督師史閣部的軍隊到哪兒了。如果這個時候能夠充分利用他們這股銳氣，可得數十萬義士，並且自籌糧食於民間，人自為戰，大功可成。如果日復一日，坐失良機，將會大灰忠義之心，空隳朝食之氣，違背現有形勢，形勢就會土崩瓦解。”

參與濟寧、兗州、濟南官紳反叛大順、恢復明政權活動的鄭與僑在《倡義記》中寫道：“在這四海無主之日，廣大民眾前無所依，後無所憑，只憑著一股忠心義憤、鄉勇血誠，便可以使大賊立滅，名義以新。怎奈江南眾多的執政臣宰一味熱衷於穴中鼠鬥，致使虎狠逍遙於籠外，對李自成賊寇的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不問，真是令人感嘆！”

南京小朝廷既然按兵不動，表現出這樣一派怯懦無能的姿態，則會在很大程度上慫恿和鼓勵了清廷要南下的決心。

實際上，隨著中國歷史的發展，南方的經濟地位不斷上升，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地區人民的生活物資很大一部分仰賴於來自南方的漕運，宋代以前出現過的南北分治的經濟相對平衡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

降清漢官金之俊就於甲申五月對多爾袞上言：“西北地區民眾享用的每一粒糧食都來自東南地區的生產，自從李闖禍亂過後，東南地區的糧食運不到京師，使得北地的米價暴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