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北伐已刻不容緩

平心而論，要辨清南京朝廷的主要敵人是西寇李自成還是東虜滿清政權，就當時的形勢而言，是極不容易的。

明、順、清三方勢力中，明朝自遭受甲申之變後，上層建築已達崩潰，軍隊雖然龐大但軍心已散，作戰力低下，政權已經漸至沒落；大順軍崛起迅猛，但政權新建，基根太淺，又新遭清廷打擊，士氣一減再減，人心浮動，也已出現衰敗之態；相較之下，大清政權經過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三代領導人的銳意經營，關外已建成了一個穩定的大後方，進取關內，勝利連連，國力大張，勢頭最盛。

如果從三足鼎立的平衡角度來說，南京朝廷的策略應該是“聯寇抗虜”而不是“聯虜平寇”。

但退一步想，無論西寇還是東虜，本來都是大明帝國的敵人，而且，大明帝國和東虜的仇怨要比西寇早得多，時間可以追溯到萬歷朝努爾哈赤的反叛。

然而，北都神京陷落於西寇之手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先帝崇禎被李自成逼死也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大事。所謂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意識到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弘光即位時為什麽要高呼“敢辭薪膽之瘁，誓圖俘馘之功”的口號，也不難理解他為什麽要在聖旨中指責大順軍“屠殺我百官，殺掠我百姓，滔天大罪，覆載不容，人神共憤”了。

“草莽孤臣”劉宗周的奏疏也屢屢有提道：“今日，只有討伐闖賊復仇方能表達陛下中興之志，而且，只有陛下毅然決策親征才能振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

公元1644年10月，史可法上疏說：“先皇帝（指崇禎帝）死於闖賊，恭皇帝（指福王的父親朱常洵）也死於闖賊，此千古未有之奇痛也！普通百姓之家，父兄被殺，還念念不忘報仇雪恨，作為一個朝廷，怎麽可以置君父之仇於不顧？臣請求陛下速發討賊詔書，好讓臣與諸鎮兵馬一起劍指秦關。”

後來他又上了《請討賊禦敵以圖恢復疏》和《自請治罪並請戒諸臣毋講門戶專力討賊疏》。

所以說，弘光朝廷從上到下都彌漫了報仇、討賊氣氛，如若強要弘光君臣無視李自成大順軍的存在而將全部精力放在對付清廷方面上，這實在是強人所難了，如果還要南京朝廷和李自成的大順軍前嫌盡釋，握手並肩以對付從關外進入的異族，這想法就更超前了。

這，只能是眾多事後諸葛亮放出來的馬後炮，是沒充分考慮當時的形勢和實際情況。

有人說，南京朝廷是因為有“寧與外邦，不與家奴”的心理作祟，其實，根本不是這麽回事兒。

所以，南京朝廷有“聯虜平寇”的想法並不奇怪。

大家都覺得，以南京朝廷的實力單獨對抗順、清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勝算，或者可以說是處在下風。只有與其中一方結盟才能壓倒另外一方。“聯寇抗虜”既不可能，就只有“聯虜平寇”了。

甚至還有人擔心，如果不抓緊行動，一旦滿清與大順結成了同盟，出現“虜寇聯手”的局面，後果不堪設想。

這，絕不是杞人憂天。

因為，“虜寇聯手”並非不可能。

皇太極時代，就曾派人和李自成聯系，是有心與李自成一起瓜分大明江山的。

所以，南京朝廷才會這麽急吼吼、迫不及待地組建北使團北上和清廷議和。

當然，北使團北上和談的結果已經清楚無誤地告訴了所有人“聯虜平寇”的計劃已經失敗。

史可法在給弘光的奏疏中不無哀嘆地說：“之前我所希望的是可以和清人達成和議，這樣，我就可以聯合清人的兵力來對付李自成賊寇，完成復仇雪恥之舉。現在議和的使者剛剛回來，清兵便接踵而至，看來，和議是斷然沒有可能的了。之前以我全力對付李自成尚欠不足，現在卻必須分兵抵禦兩大巨敵了。”

河南推官陳潛夫曾聯絡起民眾趕走了走李自成任命的河南巡撫，收復了杞縣，得弘光朝擢為監軍禦史巡按河南，他曾親到南京建言弘光帝說：“中興在於進取，王業不在偏安，山東、河南等地，一尺一寸都不可放棄。這些地方的豪傑都在結寨自固，勢力大的，有數萬之眾，勢力小的，也不下千人，他們無不引頸等待我大軍北上。如今四鎮的兵力不下數十萬人，而齊、魯、汴、豫等地還處於安穩狀態，請聖上分頭下達命令給各藩鎮，讓他們以一軍出潁、壽，以一軍出淮、徐，軍旗向北，天下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則人心思奮。聖上更頒爵獎賞，以資鼓舞，規劃收復的州縣，安排據守的城堡，安排好督撫將帥於要害之處駐紮部隊，彼此間互相策應，戰事緩和，就耕種屯糧，戰事緊急就枕戈備戰，一方有警，八方救援，長江、黃河處處可守。汴梁一帶的義勇軍，臣已聯絡約定，半月之內便可聚集起十余萬眾，稍微提供些糧餉交給臣支配，臣即可以荷戈先驅，再以諸藩鎮為後勁，則河南五郡可復。五郡既復，劃河而守，南聯荊、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往北則恢復可望，往南則江、淮永安，這是今日上上大計。兩淮地區，用不著這麽多兵，督撫紛紜，並是為了虛設，如果不思進取，專事退守，將土地甲兵之利拱手讓人，臣恐怕江淮難以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