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清君側”的幕後（第2/3頁）

可是，李自成心亂如麻，已顧不了那麽多了。

一六四五年三月，李自成率領二十萬大順軍及三十萬家屬，共計五十萬人的龐大隊伍，由襄陽、承天向漢川沔陽推進。

李自成的大動作一下子就把駐守武昌的南明寧南侯左良玉嚇傻了。

左良玉手下兵多將廣，有八十萬之眾。可這八十萬人魚龍混雜，什麽樣的人都有，兵痞、流民、盜賊，那些亂世混戰中出現的遊兵散勇更是占了大部分，隊伍雖然龐大，卻參差不齊、紀律松散、人心不奮。

左良玉很清楚，憑借這支規模龐大的隊伍，自己可以盤踞一方，嚇唬嚇唬各路蟊賊，擡高自己的身價，向南京政府呼風喚雨，索糧索餉。但統兵多年且與李自成多次交手的左良玉也深知，憑借這支隊伍貿然與席卷而來的大順軍對抗，前景並不美妙。

怎麽辦？

關鍵時刻，有人給他支招了。

這人就是湖廣巡按禦史黃澍。

原先左良玉為了窺探南京政府的虛實，曾授意黃澍前往南京拜謁弘光。

到了南京，黃澍自恃有左良玉撐腰，飛揚跋扈，誰都不放在眼裏，並且當著滿朝文武的面痛毆馬士英。

因為這事，馬、黃兩人結下了梁子。

馬士英挾私報復，暗中使人誣告黃澍，免了黃澍的官職。

丟官棄職的黃澍窩了一肚子火，在左良玉耳邊沒少說馬士英的壞話。

南渡三案被傳得沸沸揚揚之時，黃澍更是抓住機會，天天在武昌痛陳南京太子的冤情，力勸左良玉發兵向南京“清君側”。

現在，大順軍洶湧壓境，左良玉束手無策，黃澍舊話重提，趁機大肆攛掇左良玉以“南都太子案”為借口，提兵東下，一則可以避敵兵鋒，二則可以樹威於朝廷。

聽了黃澍的提醒，左良玉茅塞頓開，大聲叫好。於是，向外聲稱“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師赴救”，“入誅奸臣馬士英”。

為了占據政治輿論制高點，左良玉先向弘光帝上疏給馬士英開出八大罪狀，然後大發檄文，指責“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冒九死之罪，業已僑妾作奴、屠發為僧；重荷三代之恩，徒爾狐窟白門、狼吞泗上。”使得“群小充斥於朝端，賢良竄逐於崖谷。”稱自己：“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奴之黨，以報四望。”又說：“燃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載之廚，椒盈八百：國人盡快，中外甘心！”滿滿都是正能量。

一六四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派兵把武昌燒掠一空，然後劫持湖南巡撫何騰蛟一起沿長江東下，直趨南京。

攻占了西安的清多鐸部經過短時間的休整，將西安交給大清陜西三邊總督、漢官孟喬芳打理，自己由潼關潛至河南洛陽附近，集結起從蒙古、滿洲發來的兵馬，做好了征伐南明的準備。

二月初七，兵馬集結完畢、糧草備足，多鐸分兵三路，一齊往歸德殺來。

與此同時，遠在北京的多爾袞又令原駐山東的清軍偏師沿大運河水陸並進，直奔徐州而來。

也就是說，左良玉沿江東下之際，南京朝廷也已面臨清兵北來的威脅了。

以南明現有兵力，很難同時展開兩線作戰，怎麽辦？先防“左”還是先防“清”？

這事兒在馬士英看來，根本不用思考：防左！

他讓兵部尚書阮大鋮會同靖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以及池口總兵方國安等人組織堵剿。其中的黃得功部被調到長江以南的太平府（府治在當塗，轄蕪湖、繁昌三縣），劉良佐軍部署於對岸江北。

對此，朝內眾多大臣均不同意，他們一致認為：“左良玉的事兒可以緩一緩，從北而來的清軍來勢兇猛，千萬不能撤離江北的兵馬，應該固守淮安、揚州，控扼潁州、壽州。”

其實，早在一六四四年十二月，禦史沈宸荃就為南京政府明白無誤地指出了大順和大清到底誰才是真正的敵人了。他說：“雖然大清、大順均是國家的大仇人。但自從遼東開啟戰事的三十年來，國家兵力、財力全是被清人所耗盡，這才使得李自成賊寇趁勢而起。清人等李自成惡貫滿盈後，便巧借復仇之名，竊取了我燕齊之地。由此可見，我中國從頭到尾都在遭受清人禍害。故目前之策，防清人為急，李自成賊寇為次。”

沈宸荃大力疾呼，要國家一舉一動都要為防禦清軍為根本。

弘光的思想也已經從討“賊”轉換為“防虜為急”，命令兵部重新制定戰略方針，將抗清作為當前的首要任務。

弘光帝堅信，即使左良玉鬧得再厲害，都還是自己人，危險主要還是來自清軍，不同意讓江北兵馬過多調離汛地，說：“劉良佐兵還宜留江北防守。”

馬士英不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