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清兵如蟹，曷遲其來（二）

順治元年十二月，多爾袞發布了圈地令，聲稱自此令下達之日起，將把京郊四十一個縣的無主荒地分給滿洲兵將。

政令一下，各旗官兵踴躍策馬，四處圈地，也不管耕地有主無主，一律圈占，許許多多自耕農、中小地主家中的耕地都被圈去了。

史惇在《慟余雜記》記：圈田所到之處，原田主一律被逐出，室內所有物品均被新田主所占。原田主的妻妾奴仆長得相貌醜陋的可以帶走，長得漂亮養眼的，則被強行留下。

這些自耕農、中小地主在一夜之間就變得一無所有，為了能活命，他們聚集起來，向清廷申訴。

多爾袞正為旗人圈了地而缺少人丁耕種發愁，看了民眾的申訴，又出台了投充政策。

所謂投充，多爾袞為美化其說，詭稱是朝廷“為貧民衣食開生路”所量身定做的“善政”，即：生活沒有出路的貧苦農民可以自由自在地投到滿洲各旗下充當奴仆，這樣，就可以在新政府的領導下“快樂”生活了。

想想看，原先自己有地種、有田耕，但被清政府這一惡搞，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孫後代都變成了旗人家的奴仆，不能遷移、不能改業、不能科舉、不能搞信仰自由，誰還能“快樂”得起來？

而且，大明帝國原先所盛行的封建租佃制被幾千前所盛行的奴隸制取代，這從社會發展史上來說，是一種大倒退。

當然，說完全沒有人因為可以投充到滿洲人旗下而感到“快樂”那又太絕對了。一些奸猾的漢族地主還是鉆了投充後可以免除賦役的大空子，高高興興地帶著自己的地投到旗人的門下，和旗人相勾結，地實際上還是自己的，但再也不用向政府交稅了，而且還能以旗人的名號橫行鄉裏。

正是因為這一現象的出現，多爾袞不得不在“投充”令下達後的第三個月發布了“反投充令”，宣布停止投充。

“反投充令”是頒下了，但投充惡政的施行時間實際上還在延伸，直延至清中期乾隆年間。

比投充持續時間更長，對漢族百姓摧殘和迫害更深的即是“緝捕逃人法”。

所謂逃人，是指不願意在滿洲旗人莊園逃出來的奴隸。

這些奴隸，原本是明朝的普通百姓。清軍入關以前，就曾在遼東、畿輔、山東先後俘掠一百萬以上明朝百姓，分賞到旗下充當奴仆。清軍入關以後，在征戰和圈地和投充運動中，奴隸人數激增，更有千百萬以上。

奴隸的命運是悲慘的，他們過著暗無天日的牛馬生活，子孫後代的命運也被釘死在奴役的枷鎖上，為了破除這副枷鎖，他們稍有機會，都會千方百計地奔跑逃亡。

奴隸就是滿清權貴的私有財產，怎麽能容忍你出逃？而且，一旦出逃數量過多，莊園田地上的農活也沒法幹了，滿清大老爺們又怎麽過日子？

所以，多爾袞嚴厲地推出了“緝捕逃人法”，稱“捉拿逃人一款，乃清朝第一急務”。

鑒於逃人出逃後絕大部分是去投靠親友，多爾袞又別出心裁地制訂出“薄懲逃人，重治窩主”的方針，即“逃人三次始絞，而窩主一次即斬，又將鄰佑流徙”。對於抓回來的逃人，一次、二次只處以鞭笞、發回原主，三次便處以絞刑；而對於收留逃人的窩主則處斬，左鄰右舍也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

緝捕逃人給漢族百姓造成了深重災難。史料記載：國初最重視追捕逃人。一個逃人被抓獲，往往牽連出一二十家甚至五六十家人。被牽連到的人無不傾家蕩產。究其原因，是有的逃人在逃亡路上，所經過之處，不過有好心人的家裏吃一餐，或留一宿，便使該好心人遭受到牽連。

前述占房、圈地、投充、逃人四項雖然惡毒缺德，但真正對全中國漢族人的精神造成巨大傷害的，卻是剃發易服令。

中國古代北方的遊牧民族都有剃發結辮的習俗，比如五胡十六國時期，人們就稱剃發結辮的鮮卑拓人為“索頭奴”。蒙古人和契丹人也是剃發結辮的，剃光頭頂，兩邊留辮子。遼金時代的女真人的發型和結辮位置恰好與蒙古、契丹人相反。《三朝北盟會編》卷三載：女真婦人辮發盤髻，男子辮發垂後。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太宗曾強令占領區的漢人剃發，稱：不許再穿漢服，剃發不合格的，死！

作為女真人的後裔，滿族人繼承了女真族舊俗，男子的發飾與女真族完全一樣，將頭發半剃半留，剃去周圍頭發，只留顱後發，編成一條大辮子，垂於腦後。以彩色絲線系結，再飾以金銀珠玉等。

滿族人經歷了幾百年，發型一直沒變。滿族男子一般是將頭頂中間一撮如錢大之頭發留長，結成辮子，其余四周發皆剃光，所以稱為“金錢鼠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