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安龍困主（第2/3頁）

廷臣朱天麟就奏道：“雲南山川險阻，雄師百萬，北通川、陜，南控荊、楚，亟宜移蹕，以堅可望推戴之心，以慰中外臣民之望。”

可是，首輔吳貞毓因為曾反對過封孫可望為秦王，顧慮重重，不敢決策，而永歷帝有過劉承胤的前車之鑒，也擔心入了雲南會被孫可望所控制，移蹕之舉，遲遲未成。

孫可望派來的護衛將領賀九儀見朝廷心存疑慮，一副寧死也不肯靠近原大西軍的模樣，不由憤然說道：“秦王為請移蹕滇黔，特命我扈駕。今諸臣既各疑貳，我豈能擔此重任乎？”

改日，不辭而別，率軍拔營而去。

十二月初十日，清軍線國安部已近逼近南寧。

改日，南寧失陷，永歷君臣倉皇出奔，經新寧州（今廣西扶綏）乘船溯左江逃至瀨湍（今廣西崇左縣東）。

到了瀨湍，水位低淺，舟船難行。永歷只好下令盡焚龍舟重器，由禁兵擡輦走陸路經龍英（今廣西大新西）、歸順（今廣西靖西）、鎮安（今廣西德保）竄往桂滇交界處。

長途跋涉下來，從官大部逃散。

永歷帝在雲南東邊一個名叫皈朝的村子裏度過了1652年（永歷六年，順治九年）的新年。

轉年正月，遷到了廣南府（今雲南省廣南）。

孫可望接到報告，經過反復考慮，決定把永歷迎往貴州安隆千戶所城居住。

他派副總兵王愛秀帶兵護送，在呈上的奏疏中寫道：“臣認為聖上的行在處於偏僻的廣東顯得太過孤助無援，曾再三迎請，卻未奉允行。今年正月初三日接到外後營總兵狄三品等人塘報，說皇上聖駕已經抵達皈朝，準備移蹕廣南，臣不勝欣喜。臣先前考慮到聖駕必定有移蹕的時候，所以先派遣各營兵馬肅清沿路清軍、流寇，確保道路安全。廣南雖說是內地，但與交趾交界，人情叵測。臣反復思量，覺得安隆所一地最適合皇上安居。安隆所是滇黔粵三省會區，城郭完整堅固，行宮只需略加修葺，就鞏固無虞。考慮到皇上屢歷艱危，應該從長遠眼光出發，不能再出現任何驚憂。現在皇上既然已經到達了安隆，就可暫勞永逸，一切禦用糧儲，從貴陽輸運，朝發夕至，雖然比廣南接近交夷，但安全系數遠勝廣南。臣現在特別派遣副總臣王愛秀前來奉迎。如果日後恢復了中原，往東南遷都，也減少許多艱難紆折之苦。臨奏不勝激切。”

這時的孫可望打造兩個政治中心：一個是雲南省會昆明；另一個是貴州省會貴陽，他本人就坐鎮於貴陽。

論理說，永歷帝既已進入了雲南境內，孫可望應該將他迎至昆明。但孫可望卻擔心永歷帝到了昆明後會得到李定國、劉文秀等人的擁護，明祚復振，自己帝業難成。於是，派人把永歷帝從雲南境內迎入貴州。雖迎入貴州，卻又不願迎至貴陽。在貴陽，孫可望已隱有國主氣象，一旦永歷來了，孫可望就得時時朝見稱臣，威信大減，且以後重大的軍國要務都必須在形式上取得永歷帝的認可才能施行，在孫可望看來，這簡直是一種作繭自縛的行為，萬不能行。

於是，經過再三斟酌，他把永歷移蹕的地點定在了安隆。

安隆只是明代的一個千戶所城，地處偏僻，城小民稀，雖然號稱千戶所城，城中居民實不過百戶。

孫可望認為，把永歷安排在這個鳥不拉屎的地方，既可以隔絕永歷朝廷和李定國等人的聯系，又避免二龍（指他自己和永歷帝）同時出現在貴陽的尷尬局面，同時，自己又可以對永歷政府實施很好的監控。

永歷朝廷實在走投無路了，只好接受了孫可望的安排，在王愛秀護送下搬到了安隆千戶所。

啟程之前，永歷帝下令將安隆改為安龍府。

由“隆”改“龍”，這一字之變，大含寓意——永歷希望這是一個足以讓自己安心休養的福地。

永歷六年（順治九年，公元1652）二月初六日，永歷帝抵安龍，扈隨的廷臣、文武官員，止五十余人，再無一卒一民為朝廷所有。

永歷帝居住的千戶所公署低矮簡陋、使用器物奇缺，景況淒涼。

當然，孫可望也並非不管永歷帝的死活。他任命親信範應旭為安隆府知府，張應科為總理提塘官，負責監督永歷君臣，並定量供應少量銀兩、糧米（每歲銀八千兩，米百石）。

永歷帝初到安龍，李定國、劉文秀自稱孫可望之弟，曾派人前來問候，並奉進銀幣、食物等物。

孫可望得知，對李、劉二人大為忌惡。

為防萬一，孫可望明確下令，李定國、劉文秀等人未經自己許可，一律不得到安龍探望永歷帝。

永歷帝實際上成了一只金絲籠裏面的鳥雀，所有“大小戰爭，誅斬封奏”之權全部落入了孫可望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