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高德美譽

立志掃天下的少年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陳仲舉，名蕃，汝南平輿（今河南平輿北）人，東漢後期的名士和重臣。

陳蕃小時候說過一句話：“大丈夫處世，當掃天下，安能事一屋？”這句話和陳湯那句話都挺有名的。陳湯說：“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陳湯的話道出一個王朝的自信和氣魄，陳蕃的話則說出一個少年的遠大志向。

那一年，陳蕃才十五六歲吧，父親的朋友路過他的書房，看到屋子裏很亂，就責怪陳蕃：“為什麽不把屋子打掃幹凈迎接客人呢？”

正在讀書的陳蕃說出上面那句話。

父親的朋友反問：“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問得確實不錯，陳蕃啞口無言了。但是，性子很直的他，拉著父親的朋友一起打掃起衛生來。

後來，陳蕃真的有出息了。德才兼備的他，踏入仕途後，受到大臣胡廣的賞識，官越做越大，其間因直言屢次被貶，影響力隨之越來越大，所謂“言為士則，行為世範”，成為天下人的榜樣。

如果逢著開明的時代和君主，陳蕃就是魏征那樣的人物了，但在東漢後期詭譎動蕩的政治風雲中，素以剛直方正、孤高清廉著稱的他，就只能一點點抱緊自己注定悲劇的人生了。說到這兒，得談一下東漢王朝。

在中國歷史上，東漢被前面的西漢和後面的三國遮蔽了。

帝國創建者光武帝劉秀，是史上少有的寬仁君主。其後的明帝和章帝也都不錯。東漢初期的政治，可以說非常昌明。但是，自漢和帝即位（公元88年），東漢進入中期後，情況漸漸變了。

東漢中期以來的政治特點是：外戚、宦官相互爭鬥，而後者又取得了優勢，上蒙天子，下幹朝政，貪縱驕橫，把帝國搞得烏煙瘴氣，並開了宦官政治的先河。

造成以上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自中期以來，東漢皇帝繼位時的年齡越來越小，導致母後臨朝，太後的娘家人即外戚掌權，而皇帝長大後，便想著從外戚手裏奪回權力，靠誰呢？只能靠身邊的宦官。

漢和帝登基時只有九歲，成年後利用宦官鄭眾，一舉誅殺掌權的外戚竇氏家族。隨後的漢安帝時期，又有兩次大規模的宦官、外戚沖突。到漢桓帝時，宦官單超誅殺了權傾朝野的梁氏外戚，使宦官勢力達到高峰。

宦官勝利帶來的直接惡果是掌控皇帝，淩駕於大臣之上，肆意幹政，賣官鬻爵，驕縱貪暴。作為大臣，這時候只有兩個選擇：一是依附在宦官周圍；二是不與之合作，尋機力轉乾坤。選擇後一條道路的士人慢慢形成一個松散的集團，也就是“清流”。

東漢後期的清流名士堅持著家國理想，為挽救帝國大廈的倒塌而一次次努力。陳蕃，就是這種浩然士風的代表。

說到士風，春秋戰國時期，士的人格是獨立的，是“王之師友”；進入秦漢後，發生了大變化，如果不隱居的話，只能變為“王之臣”。到漢武帝時，獨尊儒術，察舉選官制度（自下而上一級級推薦人才）完善與確立，使士人入仕有了制度性保證，但同時也要求他們服帖於君主的獨裁。

但是，並不是說傳統士文化中的美好品質就都不存在了，剛正與擔當仍然保存在士大夫的主流價值觀中，這在東漢士人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晚明顧炎武曾說：“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東漢）者。”

顧炎武所說的風俗，指的就是士風。

甚至可以這樣說，東漢是中國士文化真正而有效的源頭。但很多人忽視或者說不敢承認這一點。

有人認為東漢士人之所以有令人稱贊的品質，是開國皇帝劉秀所開辟的尊重士人的政策的映照。

實際上，東漢多高士，跟在這個王朝大興的“察舉”這個自下而上的選官制度有關。

察舉制到東漢實際上有兩大項：“舉孝廉”和“舉茂才（秀才）”。你在地方上被發現的前提當然是具有德行上的美譽。這在後世看來是一個高要求，但在東漢卻是一個基本的東西。

東漢都城在洛陽，士人的這種精神，可稱之為“洛陽精神”。

洛陽士人往往有一種努力使典籍中的理想人格在自己身上具體化的沖動。

在當時，跟陳蕃一樣充滿浩然士風的，還有很多人。他們多以群體方式出現，並各有名號，如“三君”（陳蕃等三位名士）、“八俊”（李膺等八位名士）、“八顧”（郭泰等八位名士）……

上面三個首席中，陳蕃、李膺是重臣，郭泰則是太學生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