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祺祥政變（第4/14頁）

坦白地講，肅順的話確實過於嚴厲，當然這也是他直率性格的反映。當時葉赫那拉氏雖然不敢言語，但內心深處已經對肅順開始嫉恨。這也導致到了熱河行宮後，雙方的矛盾進一步升級。

葉赫那拉氏是一個很講究美食的女人。肅順負責供應夥食，他要求除了鹹豐皇帝之外，每個人都自行取用，而且是限量供應，可是他自己卻有酒有肉。當時鈕祜祿氏和葉赫那拉氏都不知道肅順為什麽會這樣做，就向鹹豐皇帝匯報此事。結果鹹豐皇帝的回答是：肅順是擔心浪費。由此遭到這兩個女人的痛恨。

後世有人評價說：“（肅順）滅門之禍，起於飲食之微，可為嘆息。”這也正應了那句話：細節決定成敗。

肅順之所以和葉赫那拉氏產生矛盾，除了很多事情不相容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從很多記載來看，肅順參與了鹹豐皇帝的密謀—鹹豐皇帝擔心自己去世後，葉赫那拉氏作為幼皇帝的生母而把控大權，產生過除掉她的想法。

吳可讀的日記《罔極編》中記載說：

八月二十四日（10月8日）：是日，車駕已安抵熱河，皇上下諭言，外兵深入，未克自裁，良用愧恨。傳言皇上有病，而親王載垣及端華謀攝朝政，若皇上崩，則懿貴妃等將為皇太後，但貴妃與載垣等有隙，諸人多讒貴妃於帝前雲。

許指嚴的《十葉野聞》記載：

先是肅順為鹹豐帝所信任。帝晚年頗不滿意於慈禧，以其佻巧奸詐，將來必以母後擅權，破壞祖訓。平時從容與肅順密謀，欲以鉤弋夫人例待之。醇王夫婦以身家力爭，得不死。然慈禧固已微偵肅順之傾己矣。

濮蘭德的《慈禧外紀》中也記載：

鹹豐病重時，肅順曾與載垣密商，廢慈禧或貶之冷宮。

盡管這些記載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但基本內容都是說肅順與葉赫那拉氏已經達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肅順的智商肯定也知道自己必不能為葉赫那拉氏所容，因此有依靠鹹豐皇帝先下手為強的想法。雙方的矛盾由生活小事引起，逐漸發展到後來爭權的鬥爭，性質也就由此發生了變化。

鹹豐皇帝在位的後期與恭親王奕的矛盾，以及肅順與葉赫那拉氏的矛盾，都是鹹豐皇帝去世後那場政變的導火索。事實上當鹹豐皇帝北逃熱河，奕接管北京事務後的那段時間裏，朝廷已經開始分成兩大政治勢力，那就是以鹹豐皇帝為核心的“熱河派”和以恭親王奕為核心的“北京派”。肅順無疑是“熱河派”的代表。兩大政治勢力的對立，就直接促成了肅順與奕的對立。

3. “熱河派”與“北京派”

“熱河派”主要是隨鹹豐皇帝逃亡熱河的一些大臣，後來鹹豐皇帝詔令八大臣輔政都算作其中，有肅順這樣受鹹豐皇帝器重的老臣，也有載垣、端華這樣的親王。“北京派”主要成員則是鹹豐皇帝北逃熱河後，以奕為核心留守京城的官員，例如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戶部尚書周祖培等人。

“熱河派”人員因為受鹹豐皇帝信任，所以經常為皇帝陛下出謀劃策，地位顯赫，是把控朝政的絕對力量，也是當時的實權派。“北京派”因為要面對英法兩國的談判，態度傾向於求和，算是後來洋務派的前身。

本來兩派勢力各自立場不同，在實際工作中按說不應該存在過深的矛盾，但肅順對洋人的態度歷來不退讓，這一點從他與俄國人的談判就可以看出來，奕卻傾向與洋人求和，這就導致兩派政見不同。而且，從肅順與奕的過往經歷看，兩人也存在個人恩怨。

早在鹹豐九年（1859），肅順就借戶部鈔票的舞弊案件，懲罰了一批官員，其中就牽連到奕的家人。當時雖然沒有涉及奕本人，但作為皇帝陛下的親弟弟，家人被查抄是極不光彩的事情，因此說是肅順對奕的打擊也不為過。前邊我們也說過，兩個人在鹹豐皇帝面前也因為究竟該不該前往熱河而吵過，其中想必也有舞弊案陰影的存在。

奕面對英法聯軍傾向於求和，讓鹹豐皇帝並不滿意，熱河方面就盛傳奕想借助洋人的力量造反。雖然這不是事實，但是奕作為親王，讓鹹豐皇帝聯想起當年因為皇位問題兄弟二人暗中較勁，還是心有余悸。

“熱河派”和“北京派”兩方作為政治勢力互相鬥爭，起源於回鑾問題。

鹹豐十一年（1861）北京議和後，奕以及北京留守大臣多次請求鹹豐皇帝回到北京，但是肅順等人卻屢次阻撓。據李名慈的日記記載：

鹹豐十年九月二十二日（1860年11月4日），是日見華夷和約……蓋夷人意指為多。聞有詔令六部各以堂官一人，司官四人赴行在承值。上未有返意。又聞車駕時出圍打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