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鴉片戰爭

太平軍擊潰清軍的江南、江北大營，使得太平天國達到最鼎盛的時期。雖然北伐軍最終失敗，但西征軍卻取得了勝利。可以說1856年的上半年，是太平天國領導者自金田起義以來最為榮耀的時刻，他們的老對手向榮自縊身亡，讓洪秀全、楊秀清等人擊掌相慶。

然而當時誰也不會想到，向榮的死頗具象征意味。當七月九日（8月9日）向榮將脖子伸進自己打好的死結時，太平天國都城天京的上空，就已經開始烏雲密布，一場動亂即將發生。只不過遠在千裏之外的北京城的鹹豐皇帝，此時已經無暇顧及“長毛們”的動向，因為十六年前為大清帝國帶來屈辱的英國人再次掀起波瀾。和上次不同的是，這一次他們還帶來了法國人和美國人，甚至連俄國人也參與了進來。

1. 禍起修約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索是“亞羅號事件”的發生，但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大清帝國與洋人簽訂的各項條約，隨著時代的變化，至少從洋人們的角度來看，不再那麽適用。於是這些希望在中國繼續擴大市場的洋人，努力尋找擴大在華特權的機會和借口，便有了想要修約的想法。

所謂“修約”，就是洋人們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條約》、中法《黃埔條約》以及中美《望廈條約》，希望擴大在中國的特權。不過既然是想重修約，那麽還是要從已經簽訂的條約入手，從中去尋找條約的不足之處，甚至是故意歪曲和使用外交訛詐手段。

修約的起點是從中美《望廈條約》開始，洋人們以條約的第一條內容作為“修約”的借口，要求清政府加以修改。第一條在簽訂之初是這樣寫的：

和約一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易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以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

當時英國人夥同法國人以“一體均沾”的“最惠國條款”為借口，也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而鹹豐四年（1854）正好是南京條約簽訂十二周年。當時的英國駐華公使包令聯合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以及美國駐華公使麥蓮，前往廣州向統籌辦理外交事務、時任兩廣總督的欽差大臣葉名琛提出修約要求。

面對三國公使的聯合請求，葉名琛當然不敢怠慢，向鹹豐皇帝詳細匯報了三國公使的來意和請求，希望皇帝陛下能夠慎重考慮修約之事。

可是鹹豐皇帝對此卻不以為意，他在得知三國公使的意圖後，讓葉名琛依據實際情況加以應付，並做出明確指示：

是該夷意在要求，尤當不動聲色，加之防範，屆時唯有隨機應變，以絕其詭詐之謀。葉名琛在粵有年，熟悉情形，諒必駕馭得宜，無俟諄諄告誡也。

皇帝陛下已經亮明態度，要“絕其詭詐之謀”，因此葉名琛只得照辦。仔細分析鹹豐皇帝的反應，可以說其實這是一種本能反應：十二年前洋人們讓大清帝國蒙羞，這個傷痛是無法忘記的，包括《南京條約》等一系列條約在內，已經讓大清帝國給了洋人們一個交代。現在洋人們又要索取，這在鹹豐皇帝看來是萬萬不能接受的，因此本能地就會產生一種排斥心理。然而這種本能的、非理性的判斷，以後世的觀點看，實在不利於大清帝國在列強之中的生存。事實也證明了鹹豐皇帝的不理性最終導致了大清帝國再次蒙羞，而且從實際負責人葉名琛的個人素質來看，他也不是個合格的執行者。

鹹豐皇帝的明確指示，等於讓身在廣東的葉名琛拿到了尚方寶劍，他可以全權處理本次洋人們提出的修約事宜。然而葉名琛雖然勤於職守，卻性格古板，《籌辦夷務始末》中說他處理問題“頗自負，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這段記載說明，葉名琛或許是個盡職盡責的官員，但卻不是個合格的外交家，以這種傲慢、簡單的態度對待外國人，也就注定了本次修約事宜不可能會有好結果。

鹹豐四年（1854）二月，英國公使包令發照會給葉名琛，希望雙方能夠見個面。葉名琛雖然同意見面，但條件是必須在廣州城外的洋行，而包令堅持要在城內的官署，雙方各不相讓，最終沒能形成統一意見，此事不了了之。

英國人明白葉名琛的這種反應，其實就是在逃避修約，為此包令聯合美國公使麥蓮決定另辟蹊徑，發照會給兩江總督怡良要求會晤，但是也遭到了怡良的拒絕，理由是包令沒有攜帶國書，而且條約裏也沒有“兩江總督與各國公使議事之說”。一直到五月二十日（6月15日），麥蓮在昆山會見怡良時，要求修改條約，允許長江通商，甚至表示只要清政府同意這個要求，他們可以協助鎮壓太平天國。怡良依舊不為所動，表示麥蓮應該回去繼續找葉名琛去反映，畢竟修約事宜是廣東欽差大臣管理的事務，自己不能越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