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歷史的審判（第5/14頁）

希特勒及其納粹黨人一直同巴伐利亞州警察部隊和國防軍開展密切合作，這一點到現在已經確定無疑。他們也得到慕尼黑市警察局（所謂藍衣警察，因其藍色制服而得名）的庇護，這一點一開始並不廣為人知。帕納的前首席政治顧問，現在淪為被告的威廉·弗裏克出面作證，才使事實大白於天下。弗裏克和帕納在1919年至1922年間執掌著慕尼黑市警方大權。有了強大的政治後台，慕尼黑市警察局才可以在扶植剛剛興起的納粹運動方面發揮著秘密作用。“本來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在1919年和1920年把它鎮壓下去，”弗裏克說道，“但是我們認識到不應該把這個小小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鎮壓下去。”因為他們在納粹黨人那裏看到了“德國復興的萌芽”。弗裏克侃侃而談，聽上去好像是希特勒的演講詞撰稿人（如果希特勒真有一位的話）。同希特勒一樣，慕尼黑警方的這兩位掌門人看到馬克思主義大潮席卷勞工運動時，便決心消除這股大潮的影響，把工人們拉進民族主義者的陣營。“我們保護著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即納粹黨）和希特勒先生。”弗裏克坦白地說道。16

隨著暴動計劃的展開，弗裏克和帕納接到的任務是控制警察機關。但是他們最終在警察指揮部被捕。法官奈德哈德提出了一系列證據，證明弗裏克事先得到消息並在暴動中起著關鍵作用。對此，弗裏克閃爍其詞，支吾遮掩，擺出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所有這一切似乎並未使希特勒大傷腦筋。他後來任命弗裏克為第三帝國內務部長。弗裏克在擔任這一職務期間發揮著急先鋒的作用，為納粹政權犯下了累累罪行。

到了審判第二周，改建的陸軍學校法庭裏的氣氛變得緊張起來。法官奈德哈德對於胡言亂語，對於有時出現的惡意旁敲側擊聽之任之，不加阻擋，因而引起不滿。“人們感到一場雷雨即將來臨。”《慕尼黑-奧格斯堡晚報》上的一個新聞欄目這樣評論道。巴黎《時代報》甚至把法庭上的氣氛形容為“雨暴風狂”。17《紐約時報》寫道，有些魏瑪共和國的支持者們“稱這次審判是有史以來在德國舉行的最醜惡可恥的審判”。18

政府部門也開始變得忐忑不安。在希特勒的猛烈抨擊迫使他們采取守勢以後，3月4日，他們召開了巴伐利亞部長會議（實際上就是政府內閣），會上不少人緊張焦慮得直搓手。讓他們感到失望不安的主要原因是奈德哈德在法庭上的表現。他成了與會部長們嘲笑抱怨的對象。內務（警務）部長弗朗茨·施維耶博士說，他不斷收到國防軍和巴伐利亞州警察部隊的投訴，抱怨法官對於法庭上一些人誹謗他們的行為不加制止。有位部長指出，奈德哈德曾經說過魯登道夫是德國培養出的最優秀人物，不由得使人猜想這位法官要宣布魯登道夫無罪。還有一位部長表示，顯而易見“這位法官有失公正”。有人指出，被告正在享有過多的自由。他們的房間總是敞開著，夥食講究，每天在庭院裏自由活動兩個小時，還可以隨時接待來訪客人。韋伯甚至還享受過“周日度假”待遇，在慕尼黑市裏周遊一天。最後司法部長弗朗茨·古特納承認他同奈德哈德會見過幾次，並且知道人們對於他允許希特勒“連續發言數小時”19感到不安。（盡管古特納對這次審判持有保留意見，他後來在第三帝國時期還是做了希特勒的司法部長。）

與此同時，這次審判正在變成令人不可意料的冒險活動。在審判進行到第二周的星期四時，《福斯日報》寫道：“發自希特勒-魯登道夫審判法庭上的報道讀起來好像是分期連載的長篇小說。”20這家報紙有所不知，在幾個小時之內審判過程又將富有戲劇性地進一步陷入低谷，人們一直被壓抑著的情緒突然間爆發出來。好戰的律師科爾又成為此次事件的煽動者。科爾當時針對檢察官施滕格萊因的辦公室在涉及另一個訴訟委托人的案件中濫發逮捕證的做法頗有怨言。21他指責施滕格萊因的辦公室對“瘋狂抓捕活動”情有獨鐘。這一下讓施滕格萊因無可容忍。他暴跳如雷，使審判過程暫停下來。“在這次審判過程中，我三番五次成為惡意中傷的目標，有時簡直是人身攻擊。”他幾乎壓抑不住心頭的怒火這樣說道，“我始終控制著自己的反應，千方百計使審判過程嚴肅地順利進行。我極力避免說話帶刺，傷害別人。可是我受夠了！今天你們也太過分了。……從今往後我絕不參與使我的個人榮譽不斷受到如此攻擊的法庭審判了。埃哈德先生，請你主持法庭審判吧。”

施滕格萊因怒氣沖沖地大踏步走出了法庭。當施滕格萊因從面前走過時，科爾譏笑道：“能接替你任州檢察官職位的人多得是。”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