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獄中老板（第3/6頁）

在娛樂方面，他們甚至還用一把小提琴、一把魯特琴和一個帶響鈴的自制“土耳其新月”組建了自己的“蘭茨貝格監獄樂隊”。擔任小提琴手的是約瑟夫·格魯姆，他原是慕尼黑警察，納粹黨秘密成員，暴動期間被捕入獄。蘭茨貝格要塞牢獄完全成了一個歡樂之地。“我們在此受到的待遇無可挑剔，”赫斯在一封家書中寫道，“完全符合‘不剝奪榮譽’這個說法。”

遇到特殊場合，比如生日、假日和多個周六晚上，住在二樓的那五位要塞重要人物（他們的住處被一樓犯人稱為“陸軍元帥山”）便走下樓來，與步兵們共進晚餐。希特勒這位城堡之王坐在長桌首席。每個人都竭力保持著嚴格的軍事風範，立正站立，直到希特勒到來同他們一一握手。然後他們便開始痛快地隨意飽餐一頓。他們聚餐時往往默不作聲，吃得飛快，直到希特勒最後按照德國傳統發出一聲進餐時間的問候，"Mahlzeit!"[3]聚餐就此結束，然後大家圍坐在餐桌旁開始輕松隨意交談一段時間。香煙、雪茄和煙鬥紛紛亮了出來。可以想見，聚餐後的談話最後常常變成希特勒的個人獨白。他從不介意自己在眾人面前誇誇其談。由於坐在餐桌旁邊的這些人，在他看來最接近啤酒館裏的聽眾，於是他常常開始朗讀一些正在寫的書稿章節內容。據黑姆裏希披露，每逢這個時候，前來聚餐的犯人都被希特勒的高談闊論給迷住了。“我們聽著他的話語，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只感覺時間過得飛快。”卡倫巴赫回憶道。

有時，特別是在下雨天無法去花園裏散步的時候，希特勒就於上午10點在休息室裏舉辦講座，給他手下的那些人講一些政治和世界史方面的內容。希特勒就像一位認真負責的老師一樣，甚至還用上了擺在房間裏那個安裝著木架的教學黑板。據卡倫巴赫回憶，希特勒給身邊那些全神貫注的聽眾繪聲繪色地講述了他在維也納的貧困生活，講述了從有缺陷的跨國議會中吸取的重要教訓，以及（具有強烈反猶太主義傾向的）市長卡爾·盧埃格爾的偉大業績。卡倫巴赫寫道，希特勒“往我們的頭腦裏強行灌輸”的概念包括“民族與種族，鮮血與土地……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等方面的內容。在希特勒的信念體系中，保護自己的種族是最高價值觀，讓怒火沖天的德國人接受這種觀點並非難事。

但是希特勒已經逐漸放棄完全對抗性的破釜沉舟式武力政治，轉而信奉政治行動理念，主張在對抗勢力中實現和解，在德國建立一個統一的新社會，即希特勒所說的民族共同體。希特勒在審判法庭上最後所做的辯白陳述中曾經預言，總有一天在音樂廳廣場相互以血相濺的那些人會手挽手並肩前進，組建共同的“師”、“團”聯盟。他表示，在蘭茨貝格他終於認識到“我們再也無法用武力贏得政權；國家早就充分鞏固了自己，擁有必備的武器”。放棄武力政治（通過革命推翻國家政府），轉而走選舉之路，擁抱自己的舊敵，這讓許多強硬的納粹分子難以接受。據希特勒自己披露，當他還被關押在蘭茨貝格監獄時，“我的許多支持者從未理解”這種轉變。

對於那些同希特勒一起被關押在監獄裏的激進分子來說，上述情況看起來肯定屬實。卡倫巴赫回憶道：“我們圍繞著導師所講的包羅廣泛的德國‘民族共同體’這個概念辯論了好幾個小時。我們對此無法理解。……我們只想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線老兵專政’取代別人高聲宣稱的‘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要對付敵手……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我們不會像我們的領導人勸告的那樣伸出友誼之手。”

在這些犯人備受關照的舒適監獄環境裏舉行政治辯論和講座倒也不難。最讓普通士兵和犯人抱怨不滿的夥食、飲料，在蘭茨貝格監獄反而質好量多。除了通常的飲料以外，這些要塞犯人在吃飯時還能享受到一大優厚待遇：與那500名在主體監獄裏服刑的可憐家夥們不同，他們可以搞到含酒精的飲料。按著監獄方面的規定，只要他們的賬戶上還有余錢，他們就可以每天購買半升啤酒或一大杯葡萄酒。希特勒（後來徹底戒了酒）每天喝一杯啤酒，至少在4月份和5月初是這樣。那個時期的監獄档案顯示，希特勒的賬戶上每天會被扣除18芬尼喝啤酒的費用。

對於許多要塞犯人來說，半升啤酒定量顯得太小氣了。他們都是巴伐利亞人，喝本地出產的名酒就像喝水一樣。“我去找Mufti（“法典說明官”，這是他們私下裏給典獄長萊波爾德起的綽號），要求多賣給一些啤酒。”突擊隊犯人卡爾·菲勒披露說。此人後來在第三帝國期間當上了慕尼黑市長。萊波爾德以規章制度為由拒絕了他們。第二天他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對這些犯人說，根據規定他可以為他們在花園裏幹的活每小時付20芬尼工錢。因為夏天炎熱，他感到有理由為每天幹六小時的人再提供半升啤酒。於是這些犯人又額外買到了一些啤酒。在克裏貝爾中尉的指導下，花園的面貌也開始大為改觀。克裏貝爾有特殊的園藝才能，井井有條地指揮著眾犯人挖土，種植花木，拓寬碎石路面。據看守盧克爾回憶，克裏貝爾頭戴一頂寬大的遮陽草帽，看上去像是一位“巴西的咖啡種植園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