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塵埃落定（第4/5頁）

有些人參與過1923年和1924年的納粹活動，由於為希特勒效勞而大發橫財。馬克斯·阿曼以前是位陸軍中士，後來接管埃耶出版社，依靠銷售量猛增的《我的奮鬥》和發行量飆升的《人民觀察家報》建立起一個龐大商業帝國。希特勒委任他為帝國新聞協會與報業印刷商協會會長，賦予他督管德國所有出版物的大權。如有與官方路線相背者，他有權強迫使其停業。那位長著山羊胡子的法官格奧爾格·奈德哈德曾經在審判希特勒叛國罪的法庭上讓希特勒左右現場訴訟進度，最後判處希特勒“不剝奪榮譽”安逸自在地關押在要塞監獄裏（六個月後假釋）。此人在希特勒執掌大權後也頗為得志。希特勒論功行賞，讓他當上了巴伐利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這位法官1941年去世時，希特勒以元首的名義，親自派人把一個大花圈擺在了他的葬禮上。

在審判希特勒叛國罪期間，古斯塔夫·馮·卡爾態度極為堅決地反對希特勒，反對他的勃勃野心。後來卡爾落得個淒慘的下場。在1934年的“長刀之夜”，這位前任高級專員、當時已是退休的公務員，被納粹黨衛軍成員從公寓裏拖了出來，慘遭折磨，最後喪命。卡爾面目全非的屍體在達豪集中營附近的沼澤地裏被人發現。希特勒的同謀，審判中的共同被告埃裏希·魯登道夫將軍很快失寵於希特勒，加入了一個神秘的政治團隊，既攻擊基督徒，又同樣攻擊猶太人，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政治怪人。他和希特勒漸漸疏遠，最後甚至成為敵人。魯登道夫於1937年去世。

在暴動夜晚遭到希特勒手下黨徒損壞的那家市民啤酒館，後來因與納粹黨結下不解之緣而獲利頗豐。到希特勒於1933年大權在握時，以前那次失敗的暴動也已成為英雄傳奇。其中的納粹死亡者均被官方視為受人尊敬的烈士，通過懸掛大型牌匾，在音樂廳廣場安排儀仗隊的形式來紀念他們。那16位陣亡者埋葬在附近一座希臘風格的榮譽紀念堂裏。每年在啤酒館暴動周年紀念日11月8日這天，希特勒都要舉行紀念儀式，率領儀仗隊伍從音樂廳廣場出發前往市民啤酒館，然後在那裏發表演講。

但是這種定期舉行盛大紀念活動的做法險些要了希特勒的命。1939年，僅在希特勒剛剛入侵波蘭、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兩個月後，那家市民啤酒館便成為一次蓄意謀殺希特勒的現場，差一點為全世界終結了希特勒噩夢。有位名叫格奧爾格·埃爾瑟的聰明木匠，一連兩個月在市民啤酒館關門後幹夜班。他一心要“改善工人生活狀況，避免戰爭”，於是把一個延時爆炸裝置安放在了市民啤酒館講台後面的支柱裏。埃爾瑟知道希特勒從晚上8點半開始至少要講上一個小時，歷來如此。因此他將自制的爆炸裝置的引爆時間設定在晚上9點20分。但是由於那天晚上慕尼黑機場大霧彌漫，希特勒在8點提早開始演講。講過1小時7分鐘後，希特勒於9點7分離開市民啤酒館趕乘返回柏林的那趟火車。13分鐘後，埃爾瑟自制的炸彈轟然作響，炸毀了啤酒館，當場8人斃命，60人受傷。希特勒13分鐘前站的那個地方完全被炸毀。德國作家克勞斯·克裏斯蒂安·馬爾詹寫道，在20世紀的歷史上，“這13分鐘造成的損失最為慘重”13。作為戰時炸彈襲擊的受害場所，那家市民啤酒館如今已銷聲匿跡，被人遺忘。取而代之的是城市開發項目。矗立著那根支柱的原址上只有一個牌匾，紀念著格奧爾格的當年壯舉。

如今蘭茨貝格監獄仍然是巴伐利亞州的一座刑罰機構，關押著500多名囚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要塞監獄中的希特勒牢房與其他牢房均被拆除。內墻被拆掉，那個開放式大房間又恢復了監獄初次開設時所起的作用——監獄小型產業加工的勞作場所。要塞監獄的外墻仍然存在。牢房中的高窗沒有變，只是上面的鐵柵欄略有腐蝕。當年希特勒在蘭茨貝格監獄每天透過這幾扇高窗向外眺望。2015年，筆者爬上樓梯上了二樓，來到希特勒牢房窗前，依然可以透過牢固的鐵柵欄看到當年展現在希特勒面前的那同一片質實無華的綠色景觀。站在希特勒曾經生活、就寢和工作的地方，心裏有一種奇怪的親臨希特勒空間的感覺。就是在這個地方，那位未來的獨裁者將其許多扭曲邪惡的思想訴諸文字，寫在了書裏。希特勒雖然已經離開了90年，可是他的陰魂似乎仍然滯留在具有160年歷史的要塞監獄大樓裏。從這個地方，經由那個人，醞釀出人類歷史上最為慘重的災難，其中大部分就醞釀於這個狹窄的牢房裏。

那些絞刑架毫無壯觀之處。設計簡單的大木箱一側有一段階梯通到上面；下面是個封閉的空間，這樣便看不見垂下來的屍體。既不同於17、18世紀倫敦的公開處以絞刑時的大場面，也不同於巴黎諧和廣場上的囚車和斷頭台，絞刑架不設行刑台。這是一種不光彩的結局。被判絞刑的犯人從來都穿著一般的衣服，好像去工廠上班一樣。犯人的雙手捆在一起，表情從來都是那樣嚴肅陰郁。行刑時，犯人被慢慢帶上台階，沉默不語。上面站著一個身穿制服的人，手裏拿著套索。另外還有一位牧師，其裝束完全遵照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亞傳統，身披一件鑲著花邊的白色法衣，衣袖寬大，凸顯出牧師特色，手裏拿著一本黑皮書。絞刑架四周站著一些人。從穿著的制服來看，他們是美軍士兵，頭戴印有軍警標志的鋼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