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九章 大儒（六）（第2/2頁）

這也正常，程頤、侯仲良都是大儒，不是教人考科舉的……而在開封府這個商業化的城市中，人心是很浮躁的，讀書就是為了做官，幾回不中就去做買賣或是做小吏了，會來聽大儒講課的老措大是很少的。

另外，開封府的儒大多從工商之家（有些是貴族和官宦之後，但是實際上也在做買賣），《共和商約》他們還有點興趣，《呂氏鄉約》他們根本不要聽的。

不過基本沒有學生聽，侯仲良依舊非常認真的在分析《呂氏鄉約》和《共和商約》的迥異之處。

出乎武好古的預料，宋朝的儒對於“約”這種民間自治辦法是非常感興趣的！所以武好古的《共和商約》一問世，也就常常被人拿出來評論了。

而和《共和商約》一樣有名的，還有一個《呂氏鄉約》，就是鼎鼎大名的藍田四呂（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呂大防）在神宗年間所制訂和實施的成文鄉約。

這個鄉約從神宗熙寧九年開始實行，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依舊在實行之中！

也就是說，早在界河商市自治前二十多年，自治這回事兒在宋朝已經有了。不過一個是鄉村自治，一個是城市自治，後者的影響力自然更大。而且《共和商約》相比《呂氏鄉約》更加嚴謹，還“創造性”的實施了代議制民主——《呂氏鄉約》是不能用來治天下的，而《共和商約》完全可以用來治理一個小國。

可是在侯仲良眼中，武好古的《共和商約》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惡約，根本不能和《呂氏鄉約》並論。

“……鄉約者，乃是鄉人之約，為使鄰裏鄉人能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而所訂之約。乃是與人之約，約正一人或二人，皆是眾推正直不阿者為之。約中大事，則以聚會商議，約中賞罰，亦在鄉民聚會中書其善惡。因而鄉約者乃是大善之約，若頒行天下，必可復三代之治。而商約者，乃是錢鈔之約，為得是將本就利，分利公允。所謂元老，並非由商民公推，亦非剛正之人，乃是商會股東所選之人，一切皆為股東之利所謀，心中並無半點百姓疾苦。由此等元老所推選之商市諸長，必然是唯利是圖之輩，為利謀，不為民謀。若《共和商約》行之天下，必使天下有傾覆之危！”

“師聖先生，既然《呂氏鄉約》如此大善，何不在天下實行呢？”

就在侯仲良滔滔不絕說得正得勁的時候，忽然就聽見有人插嘴提問了。侯仲郎擡頭看去，只見說話的是個穿著綠袍的武官，約莫二十二三歲，頗為英挺，就站在自己新收的學生武好文身邊。

“《呂氏鄉約》不能在天下實行，就如同昔日聖人之道無法在天下實行一般。”侯仲良道，“這是天下人的損失！而《共和商約》如果天下實行，將是天下人的災難！訂此約者，必是亂天下之罪魁！”

被人當著面罵罪魁的武好古卻一點不動怒，只是淡淡的問：“先生以為《共和商約》有朝一日能行天下？”

“商鞅之法都能行天下，《共和商約》如何沒有行天下的可能？”侯仲郎厲聲說道，“行善政使上位者暫失小利，行惡政卻能使上位者暫得大利。《共和商約》是惡政，所以能給上位者帶去厚利。利之所至，金石為開！武東門，在下所言可對嗎？”

認出自己了，武好古笑了笑，一拱手道：“下官武好古，攜舍弟來訪先生和伊川先生。”

“你要見家師？”侯仲良看著武好古，感到了從容和自信的氣息。

這個吏商近幸，很不簡單啊！

侯仲良又掃了眼正心堂中聽講的五儒生，全都是侯選做官的新科進士（文進士有561個，可不是人人都和武好文一樣可能那麽快拿到實職的），今天看來得在他們面前和武好古好好辯上一局，以便重振關洛之學的威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