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內默爾朵爾夫上空的禿鷹

8月30日。我從8月9日開始在格洛高住院，這對我來說是一段康復期。一塊5厘米長的彈片從我的右上臂取出後，傷口愈合得很快。我的胳膊並未被吊成令人不適的“斯圖卡”造型，而是用一根簡單的吊帶縛著。我跟一名來自陸軍高射炮部隊的中士一起，對鎮上的各個酒吧進行了一番探索，成功地搞到些烈酒，替代了常見的啤酒。其他時間裏，我不是玩牌就是讀書。

住院期間，媽媽趕來探望我，我把上次回家休假後書寫的日記以及在羅馬尼亞前線繼續寫的東西交給了她。她送來的香煙和煙絲對我這個老煙槍來說正是時候，因為我們的口糧配給中，這些東西越來越少了。

9月4日。當天，我在因斯特堡加入了康復連，這已是第二次：由於戰事吃緊，我的康復休假被取消了。我的傷口已經沒有任何疼痛感，只留下一個深深的圓形疤痕，大約有兩個手表表盤那麽大。康復連所在的營地中，宿舍裏的那些人我一個人也不認識，但一位二等兵告訴我，這裏應該有一些來自我們團第1連的士兵。我找到了幾個，可我不認識他們。最近，我們的部隊裏充斥了太多的新兵，許多人在負傷或陣亡前只跟我們在一起待過幾天。

幾天後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驚喜，我遇到了一個我以為已經陣亡的人—小施羅德。1944年1月1日，他在我的散兵坑裏被蘇軍狙擊手擊中了頭部，醫護兵和我當時都認為他死定了。盡管如此，醫護兵還是把他送到了急救站。雖然他的臉更圓了，左耳邊還有個餐盤大小的傷疤，但我還是立即認出了他。

這是個令人非常愉快的重逢。施羅德給我講述了負傷後他在後方醫院醒來後的情形。他花了很長時間才得以康復，但他的命終於保住了。這簡直是個奇跡，要知道，他的頭部中了一槍，從太陽穴至左耳，拳頭大的一塊頭骨被打飛了。此刻，施羅德在另一座康復營地裏，等待著退伍令。

在他退伍前，我花了很多時間跟他待在一起。我們回憶起在尼科波爾橋頭堡度過的那些日子，卡佳的面容不斷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們一直認為她就是我們的守護天使。隨著蘇軍士兵的到來，我們不知道她是否會幸免於難。現在，對施羅德來說，戰爭結束了，但他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他的余生中，許多健康問題纏繞著他—部分性耳聾、視力不穩定以及間歇性頭暈。

10月8日。就跟偶遇施羅德一樣，我在營地裏意外地碰到了我們的頭兒。第七次負傷後，他被轉至一個訓練連，在該連繼續服役。看得出，他對自己不斷被派至前線服役也已深感厭倦。盡管我從未想過要當領導，但我們的頭兒還是設法把我調到他的連裏擔任新兵教官。

10月9日。在我們連裏接受訓練的都是些烏合之眾，其中有很多年長的德裔東歐人，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一家之長，另外，連隊裏還有些海軍人員，由於沒了軍艦，他們現在成為了步兵，重新接受訓練。這些水兵中的許多人在海軍中服役了很多年，作風比較散漫，所以，在前線得過高級勛章的老兵成為了適當的教官人選，因為他們是水兵們唯一尊重的人。但即便如此，對我們這些教官來說，給這幫家夥下達命令時該使用何種語氣、音調仍是頗費腦筋的事。

10月10日。俄國人的戰線稍稍逼近了些：蘇軍聲稱，他們正在涅曼河北岸。有人說，我們這個訓練連將被派至波蘭的某地，至少，那裏還沒有落入俄國人之手。

10月16日。敵人以強大的坦克部隊以及從立陶宛起飛的戰鬥機發起了進攻，在我軍防線的許多地段造成了巨大的突出部。我們所在的兵營已進入戒備狀態，我們還得到了新的彈藥。但大家依然很難相信，我們馬上就要從模擬的演練直接投入激烈的戰鬥中。可事實就是如此：敵人已經侵占了我們的祖國。對軍人們來說，還有什麽比這更恥辱的嗎？

10月21日。蘇軍已在貢賓嫩西南方滲透進十公裏左右，並沿著道路向西，到達了安格拉普河上的小城—內默爾朵爾夫。我們的兵營裏一片混亂，搭載著軍官的車輛來回亂竄，他們下達的命令在兵營裏回蕩，一些靠燒木頭為動力的老式卡車趕來，裝載上那些尚未接受過訓練的新兵。這些陳舊的車輛現在只用於補給和基本訓練，我們爬上車，擠在車內，身旁擺放著彈藥箱和裝著木柴的麻袋。

沒走多遠，道路就變得擁堵起來，路上滿是難民和他們的推車、馬匹以及大車，我們的車隊不得不繞了個大圈子穿過樹林，以便趕到內默爾朵爾夫附近指定的作戰區域。下午時，我們下了車，沿著道路的兩側朝內默爾朵爾夫推進。令人驚奇的是，我們並未聽見戰鬥的聲響，但很快，我們的談論被敵人的坦克炮火打斷了。敵人位於兩公裏外，在街道上朝我們開火。所有人立即在路邊的溝渠中隱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