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尼韋勒的進攻（第6/8頁）

即使兵變危機過去了，法軍的狀態也未恢復到正常水平，還是無法展開大型進攻。德軍在經歷了阿拉斯和舍曼代達姆戰役後，也處於較虛弱的狀態；大部分俄國軍隊處於分裂狀態；奧地利、土耳其、意大利只能在各自的陣地虛弱地搖擺。各國都面臨崩潰的危險，但危險程度各不相同，有的是可能，有的似乎就在眼前。

英國的情況與其他交戰國都不相同，似乎離災難還有一段距離。德國的潛艇戰正處於高潮期，給英國帶來極大困難，僅在4月份就有84萬噸貨物被擊沉，潛艇戰的策劃人員認為，每月必須再多擊沉三分之一的貨物才能制伏英國。但是，英國似乎找到了解決方案。5月初，一支從直布羅陀出發，由驅逐艦護航的商船隊，安全抵達英格蘭。英國海軍上將們一直不願為商船護航，這需要隊列中的艦船都以最慢的速度航行，因為這違反他們的直覺。但是，勞合·喬治一看到初步的護航結果，堅決要求繼續護航，他決不許德國潛艇有機會實現其目的。英國經歷的動蕩，不是政治方面的，而是勞資方面的。工人們罷工，他們要求漲工資，要求更好的工作條件。社會主義分子抗議，他們要求和平。但是，這些動蕩與發生在俄國、奧地利、德國的動蕩截然不同。英國遠征軍在阿拉斯遭受嚴重損失，但比法國遭受的損失要小多了。

英國和英國軍隊似乎很有福氣。

但是，那福氣馬上就要消失了。

背景：戰爭和詩歌

人們常說，歷史劇變改變一切。這句話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來說是千真萬確的。大戰確實改變了一切：不僅改變了國家的命運，也永久地改變了人們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方式。大戰就像是一個黑洞，使得大戰後的世界與大戰前的世界隔離開來。

塞繆爾·海因斯（Samuel Hynes）在他傑出的研究著作《幻想中的戰爭》中寫道：“1914年至1918年間的事件給現代英國歷史帶來最重要、非常廣泛的文化變異。”為了理解這種變異的本質，只需要觀察戰爭期間的文學，觀察文學如何奇異地停止，接著好像死去一般，然後又重新開始，文學的新起點此時已經出現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新平面上。這種文化現象不僅在英國如此，在其他國家也同樣發生著。

戰爭開始後，人們的寫作欲望隨之爆發。那個時代沒有廣播和電視，詩歌對數百萬計的人來說非常重要，在1914年8月期間，每家報紙每天都能收到數百首詩歌投稿。這些詩歌大都出自非職業作者之手，但主題都非常高尚：偉大的十字軍出征、偉大的理想、戰死的勇士的英雄主義。如果詩歌作者提交的作品沒有表現出戰爭的高尚之處，報社的編輯幾乎沒有任何興趣刊登，這種情況在奧地利、英國、法國、德國、俄國都一樣。

許多文學界的名人參與到為戰爭而寫作之中，其中英國作家有：詹姆士·巴裏（James Barrie）、阿諾德·本涅特班尼特（Arnold Bennett）、羅伯特·布裏季（Robert Bridges）、吉爾伯特·基思·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約翰·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亨利·萊特·哈葛德（H. Rider Haggard）、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約翰·梅斯菲爾（John Masefield）、亞瑟·皮尼洛（Arthur Pinero）、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 G. Wells）。阿斯奎斯政府邀請這些作家用筆告訴整個國家為什麽要打仗，以及為什麽要光榮地擁抱面前的死亡。協約國報紙上有關德國兵在比利時暴行的文章刺痛了德國的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他們一起簽名發表了祖國正義理想宣言。有100多位著名人物簽字的宣言上寫著：致文明世界。托馬斯·曼恩（Thomas Mann），這位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也在這群興高采烈的作家中，他寫道：“這是一次凈化運動，是一次解放，它給我們以巨大的希望。德意志的靈魂，本質上就是與和平主義的文明理念相對立的。看看今天社會的腐敗，難道和平不就是其中原因之一嗎？”

在這充滿了愛國情緒的語言洪流中出現了一些側流。小說家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從大戰開始就表現出絕望的情緒，他是美國人，把英國看作自己的家。大戰還沒結束，他就死了。死前，他加入了英國籍。他稱大戰為“血腥的黑色深淵”。他認為大戰讓一切失去意義，他所熱愛的歐洲和歐洲文明將毀滅於這場戰爭，他自己的作品也將在戰爭中毀滅。與亨利·詹姆士相對立的是像曼恩那樣的作家，這些作家把戰爭寫成一種上帝的賜予，是一種能燒掉衰敗文化中腐爛部分的凈化之火。

年輕的魯珀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把戰爭看作英勇的、美麗的、有凈化力的。他陷入對戰死沙場的沉思之中，發現那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