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第4/25頁）

早上大部分時間都在收拾行李，和保羅及羅瑪莉聊天。接著安富索來接我們去他城外的住宅吃午餐。他現在擔任墨索裏尼的駐德國大使。飯後羅瑪莉睡了個午覺——她覺得不太舒服——安富索和我則沿著湖散步。戰前我在威尼斯就認識他；最近齊亞諾及其他11名法西斯當權分子被處決，令他膽戰心驚。齊亞諾和他一直很親近，他自己亦是極少數仍然對墨索裏尼效忠的意大利高級外交官。墨索裏尼垮台後，眾叛親離，安富索的決定雖然未必明智，但我敬佩他這一點。他是個聰明人，但他的工作卻很難做，特別是他根本不同意德國人的作為。他借了幾本介紹克魯曼修柏的書給我。

安富索（生於1901年）終身從事外交工作，自1937年至1941年擔任齊亞諾內閣的外交部長，駐派匈牙利。1943年9月意大利倒戈之後，奉派擔任墨索裏尼設在德國的薩羅共和國的駐德大使。大戰結束後，成為法國戰犯，因法國指控他為1934年刺殺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一世及法國外交部長路易·巴爾都的共犯。獲得無罪開釋之後，他返回意大利，並重返政界，成為意大利國會中的新法西斯黨代表。

齊亞諾伯爵（1903—1944）娶了墨索裏尼的女兒“埃達”為妻，從頭到尾都反對意大利參戰。雖於1943年初辭去外交部長一職，卻仍留在法西斯大委員會中，因此也在1943年7月25日投票反對墨索裏尼。但巴多格裏奧政府指控他貪汙，他逃往北方，被德國人交給設在薩羅的新法西斯政府。1944年1月11日，他和同樣在1943年7月反叛墨索裏尼的另外11名法西斯黨資深領導人，在墨索裏尼勉強同意之下，一同受審，然後槍決。

稍後去亞當家與保羅碰面。由於我到時已經6點了，我們一起喝了下午茶、雞尾酒，接著喝湯。彼得·比倫貝格也來了。晚上亞當打電話給住在克魯曼修柏的馮·德·舒倫堡伯爵，討論我抵達後該住哪裏。以前是德國駐莫斯科最後一任大使的伯爵，好比外交部在那兒的“大家長”。他住的房子很大，願意收容我，不過我和同事分開住或許不太好，至少一開始不應該，所以我打算先跟同事住一陣子。亞當還打電話給他另一位朋友，赫伯特·布蘭肯霍恩；此人我並不認識，他負責禮賓司及安排外國使節住處，因此手中有許多房子可供調度。

克魯曼修柏　1月17日，星期一

辦公室所有職員都在今天撤往克魯曼修柏。開車進城的人只有路格·埃森和我，保羅·梅特涅決定搭火車返回前線。天色很暗。路格幫我把兩個很重的皮箱拖到等待的卡車上。之前我拒絕先寄行李過去，怕因此失去唯一的財產。後來得知貝茨先生是我們的小組長，大松一口氣。他將擔任克魯曼修柏的人事室主管，他人非常好，很願意幫忙。卡車把我們及行李統統放在格爾利茨車站，和另外30位由老板布特納親自帶領的職員會合；布特納臉色慘白，態度不善，他的秘書悄悄告訴我，他本來以為我不會出現。顯然我們倆都非常討厭對方。我看到一個名叫伊爾絲·布盧姆（因為表情甜美，外號叫“瑪丹娜”[24]）的漂亮女孩，帶的行李比我還多，不禁松了一口氣。大家都對我們倆大皺眉頭；我們在巴士駕駛員的協助下，幫著彼此把所有行李擡上車。接著主管拿出名單點名，整件事突然變得像是學校出外旅行似的。貝茨緊抓一把雨傘，臂膀上吊著一根象牙柄拐杖，扶我們登上火車。我因為很氣布特納對我惡臉相向，遂和瑪丹娜跑到另一個車廂去坐；那是個三等車廂，座位很硬。（這年頭大家身上都沒什麽肉，屁股坐得很痛！）

我們在下午3點抵達希爾施貝格，克魯曼修柏支線即從該站岔出。當地的軍需官來迎接我們，身穿滑雪服——好一個反高潮！大家換搭當地的小電火車，半小時後便抵達克魯曼修柏。

當地外交部一半的職員都來迎接我們，我在人群中瞧見舒倫堡伯爵，頭戴一頂神氣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帽——可能是來自莫斯科的紀念品。他特地來接我，讓我覺得眾目睽睽，完全違反我想默默登場的初衷。起先我們找不到分配給我的宿舍“克莉絲塔小屋”；找到後把行李放好，先回伯爵的住處喝下午茶。喝極香醇的咖啡，吃烤面包塗沙丁魚。然後舒倫堡的助理S先生再送我回宿舍。

克魯曼修柏村頗迷人，坐落在一片陡峭的山坡上，木屋分散，每家周圍都環繞種滿杉樹的花園。我對空襲的恐懼感開始慢慢消褪。辦公室在山腳下，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乘小雪橇上班，下班後再拖回山坡上的家。據我觀察的結果，地位愈重要的人，住宅地勢愈高。我們情報司的人似乎來晚了一步，大部分人分到的小屋都比較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