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

這個部分全是在1945年9月依照當時以速記寫的日記重新寫成的。

——蜜絲注

柏林　7月19日，星期三

今天離開克魯曼修柏——我想應該不會再回來了。已收拾一切，但盡量少帶行李，其余物品都將寄放在瑪丹娜·布盧姆處，待確知未來去向後再通知她。

11點抵達柏林。因為最近空襲頻仍，車站一片混亂。巧遇前皇帝的第四個兒子奧古斯特—威廉老王子，他好心幫我提皮箱。我們好不容易搭上一班巴士，整座柏林城煙塵彌漫，到處堆積破磚碎瓦。終於在格斯多夫家下車。

夏天來了之後，他們都在樓上的起居室用餐，不過家裏仍然沒有窗戶。客人還是固定的那群老朋友，加上亞當·特羅特。

稍後和亞當長談。他看起來蒼白而緊張，不過見到我似乎很高興。羅瑪莉·舍恩貝格回城令他驚駭，她不斷想拉攏她認為可能會支持我所謂“密謀”的人士，那些人很多其實已經涉及很深，都想盡辦法避免遭到懷疑。她不知用什麽方法，也發現了亞當參與其事，現在不停騷擾他及他的隨從，他們給她取了個綽號，叫她“洛善”（Lottchen，為刺殺法國大革命時代政治家馬拉之夏綠蒂·科黛的別名）。她的確對很多人的安全造成威脅。亞當還告訴我，她甚至埋怨我不願積極參與籌備工作。

其實我和他們之間存在一項最基本的歧見：因為我不是德國人，所以我只在乎一件事——除掉那個魔鬼！我從來不特別在乎以後的事。他們因為愛國，都希望能夠同時設立某種過渡性政府，拯救德國免於滅國。我卻不相信盟軍會接納這樣的過渡政府，因為他們根本拒絕分辨“好”德國人和“壞”德國人。當然，這是盟軍犯的大錯，或許我們都得為這個錯誤付出慘痛的代價。

我們同意等到星期五再見面。等他離開後，瑪莉亞·格斯多夫說：“我覺得他看起來好蒼白、好疲倦；有時候我覺得他不會活太久。”

大戰拖延不決，所吞噬的歐洲國家愈來愈多，死傷人數、物資破壞及百姓疾苦愈演愈烈，同時有關德國人虐行暴政的報道亦不斷增加，同盟國愈來愈難分辨希特勒及其走狗與所謂的“好德國人”，也愈來愈難同意讓肅清納粹分子後的德國重新加入文明國家的陣營。再加上除了得自少數個體的保證及承諾之外，從來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顯示，希特勒並不代表整個德國。誠如艾登爵士1940年5月所說：“希特勒並非一獨立現象，而是一個顯示大部分德國國情的病征。”丘吉爾接著在1941年1月20日指示英國外交部，忽視所有來自德國國內的和平試探性接觸：“我們對於這類詢問及提議，一律應以沉默回應……”

亞當·特羅特及他參與反納粹活動的朋友們所面對及努力想克服的，便是這樣一堵不信任與充滿敵意的墻。1943年1月，羅斯福總統更在卡薩布蘭卡做了最後的答復：“無條件投降！”堅決反納粹的人士面對如此的絕境，別無選擇，只能鋌而走險。

阿加·菲爾斯滕貝格來和我們吃晚餐。她已搬進男演員維利·弗裏奇在格林瓦爾德的一棟可愛小屋裏。弗裏奇在一次空襲中精神崩潰，倉促離開。據說他躺在床上啜泣了一整天，被他返回柏林的太太發現，帶著他離開德國。現在阿加和擔任外交官多年、迷人的喬吉·帕彭海姆合住；後者剛從馬德裏被調回來，可能是因為他姓氏的關系（帕彭海姆是德國最老的姓氏之一）。他的鋼琴彈得極好。

我獲準請四周病假，不過可能必須分兩次休，而且得先訓練一位助理，好在我休假期間代理我的工作。

7月20日，星期四

今天下午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正坐在辦公室樓梯上聊天，戈特弗裏德·俾斯麥突然沖進來，雙頰緋紅，我從來沒看過他這麽興奮。他先將羅瑪莉拉到一旁，然後問我有何計劃。我說上級並不確定，但我希望能盡早離開外交部。他要我別擔心，說幾天後就會塵埃落定，每個人未來的情勢都將明朗化。然後，他要我跟羅瑪莉盡快一起去波茨坦，說完便跳上車開走了。

我走回辦公室，撥電話給瑞士公使館的珀西·弗雷，取消我跟他的晚餐約會，因為我寧願去波茨坦。等待電話接通之際，我轉向站在窗邊的羅瑪莉，問她戈特弗裏德為什麽那麽激動，是不是和“密謀”有關系？（當時我還拿著聽筒！）她悄聲說：“沒錯！就是！已經完成了！今天早上！”珀西就在那個時候拿起電話，還拿著聽筒的我又問：“死了？”她回答說：“對，死了！”我掛上電話，捉住她的肩膀，兩人繞著房間跳起華爾茲來，然後我抓起幾份文件，把它們塞進第一個抽屜裏，對著門房大叫道：“我們要出去辦公事！”便奔去動物園車站。去波莰坦途中，她附耳告訴我細節，雖然車廂裏擠滿了人，我們卻無意克制興奮及喜悅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