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第2/4頁）

另一方面，在第一時間就給予我一切幫助和支持的是哈索·馮·埃茨多夫男爵。他是一個傷痕累累的“一戰”老兵，戰後他加入了外交部，被任命為上將弗朗茨·哈爾德的聯絡官—哈爾德是希特勒的總參謀長，但他本人完全反對獨裁頭子希特勒的戰爭計劃。蜜絲提到哈索“據說是一個可靠的人”。在密謀破滅之後，他曾在街上遇到她，把她帶去一棟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大樓，警告她要格外小心，因為“搜捕已經開始了”，即便只是和密謀者略有關系的人也都有被捕的危險。他自己幸免於難真是個奇跡。他在被任命為熱那亞的總領事後，急忙趕到了那個地方，卻莫名其妙地“被遺忘了”。“二戰”後，他升任國家駐外事務處的要職。我再次見到他時，他是波恩的駐英大使。他非常樂於給我提供介紹、建議和幫助，並且邀請我去他那迷人的慕尼黑郊外度假小屋中拜訪。到了那兒，他一邊飲著美酒，一邊告訴了我許多關於反納粹抵抗行動和他知道的抵抗者們的趣事。我記得他說過關於他的前任參謀長哈爾德上將的一件事。顯而易見，他們過從甚密，哈索男爵甚至一直力勸哈爾德把很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上：“你確信他（希特勒）最後會毀掉德國。你每天都看見這個人。你從來不會被搜查。你為什麽不直接拔出你的手槍然後把他崩了呢？”“我知道，”哈爾德回答道，“但是你知道，我親愛的朋友，我們這種老派的德國軍官，不是被訓練來刺殺自己的領袖的！”哈索補充道：“很有道理，你說的適用於全世界所有的軍隊。把我們訓練成殺人機器，這不是犯罪！但想要幹掉一個殺人如麻的劊子手——這個劊子手還碰巧是我們的‘元首’，這就是犯罪！”哈索苦笑著。我後來也沒再見過哈索。但是我送了他蜜絲的書，這使他高興。

在德國，《柏林記憶》仍舊在席德勒和貝塔斯曼的書單上，我有過一段有趣的經歷。他們曾委派能力出眾、學識淵博的卡爾勞夫博士來編輯這本書的德語版。

盡管他見解開明，我卻與他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沖突。蜜絲寫到過軍人名譽調查法庭在“七月密謀”之後，匆忙地驅逐施陶芬貝格伯爵和其他參與過這個密謀的軍人，於是把他們移交給了人民法庭的法官弗賴斯勒和劊子手們。我在評注裏，曾指認陸軍元帥馮·倫德施泰特是他們的首長。卡爾勞夫刪去了他的名字。“為什麽？”我問。他解釋說倫德施泰特在今天的德國仍是一位受尊敬的人物，這樣的一條提示可能會使很多讀者震驚。當時我就炸了：“這是政治審查，我永遠都不會接受！要麽保留他的名字，要麽我收回這份手稿！”不用說，陸軍元帥的名字留了下來——也因此被畫上了應有的汙點。

在巴黎，我遇到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典型法國式問題。他們的翻譯其實不差，但是他們總是會抱怨“ce n’est pas du bon Français’”，意思是蜜絲的寫作風格不夠“文藝”。我嘗試解釋她的風格在任何語言裏都不是“文藝”的，即使在英語裏也不是，但這就是她思考、講話和書寫的方式，而這種自然的感覺也正是這本書的魅力之一。最後，直到另外一個編輯接手了這本書才弄好。

在俄國，我遇到了一個特別的“後蘇聯”問題。對於我自己來說，1994年秋出版的俄文版是所有版本中最重要的。俄國人打了自1917年俄國革命以後成就最輝煌的一場仗。他們會對一個在他們的苦難歲月中，跑到敵國外交部工作的俄國年輕人作何反應呢？我重寫了俄文版的簡介來解釋蜜絲的困境。我想，最重要的是她主張“人的尊嚴”，而這又何嘗有國別。這就是為什麽納粹主義不能被她接受，為什麽反納粹的抵抗者們親近她，向她吐露密謀暗殺希特勒這種秘密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麽50年後她仍舊吸引著讀者的原因。

我並不用擔心，俄國的評論家們毫無偏見、通情達理，有些甚至滿腔熱忱。更甚的是，他們對於《柏林記憶》的同情態度，也延伸到了蜜絲正直的德國好友和同事那兒去。這讓她當初最終同意了他們的出版。

1987年，當我帶著我自己的子女和蜜絲的孩子們一塊兒去柏林推出德文版的《柏林記憶》時，我們挨個拜訪了兩個“柏林”——這個城市仍然是分裂的——去她寫過的各個地方看看。我們從“恐怖”開始——設立在班德勒街的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密謀者曾占領了那兒數個小時；威廉街就是愷撒和獨裁頭子希特勒曾把他們的國家帶至災難的地方；還有萊特街監獄，入獄的抵抗者被暫時擱置，等著轉到法官弗賴斯勒的“人民法院”去；還有普羅增西監獄，他們被絞死的地方。盡管由於盟軍的轟炸及其後蘇聯紅軍的大批湧入破壞了很多地方，蜜絲之前居住和工作的很多地方都已被重建，但把她的日記當作導覽，我們仍能夠將她50多年前看到的東西重現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