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非內部的內戰

17世紀

歐洲和美洲的教育機構將羅馬人對內戰的描述流傳下來，成了經典傳統的核心，他們用詞匯和故事來教育後代，並以此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即使不是每次都能奏效。1642年英國第一次內戰剛開始的時候，托馬斯·霍布斯曾說：“希臘人和羅馬人的著名事跡和格言，不是因為理性而受到贊揚，而是因為他們的偉大，以及被人們所譴責的那些狼性元素；還有在歷史的洪流中，人們對過去幾個世紀裏各種人物的記憶及他們的公共行為的記憶。”[1]1629年，霍布斯通過翻譯修昔底德的作品開始了他的出版生涯；1670年——此時離他去世的1679年很近了，他創作了一部英格蘭內戰史作品，一定程度上是按照羅馬人的模型進行創作的。盡管他對學習古典文化的政治影響深表懷疑，比如他認為希臘和羅馬的共和思想是英格蘭困境的根源之一——霍布斯就像他同時代的人一樣，深受羅馬內戰炮火的影響。

內戰的炮火不會也不能被遺忘。羅馬的作家，從西塞羅和愷撒到盧坎和奧古斯丁，只要他們繼續出現在書本裏，就會繼續被閱讀和模仿。在15世紀和16世紀我們稱之為文藝復興的時期，古典學復興，學生們，尤其是男孩，從拉丁語課本中學習詩歌和修辭學。在學習歷史和哲學之余，他們還閱讀愷撒、撒路斯提烏斯、塔西佗和西塞羅的著作。雖然同樣的文本不會連續地使用，但4世紀的奧古斯丁在北非學習過的許多作品，1 000年後仍被世人熟知，在斯特拉特福德河畔文法學校學習的年輕的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對這些作品同樣熟悉。[2]研究內戰的羅馬作家的聲譽與歐洲內部沖突是否盛行密切相關。1450—1700年，這些歷史學家的著作印刷量大大超過了他們的希臘前輩，以至於在古典歷史學的十大暢銷書中有5部是內戰史的作品。撒路斯提烏斯的兩部歷史著作是最經常被重印的文本，其次是愷撒、塔西佗和弗羅魯斯的作品。[3]

雖然現在他已經被遺忘了，但弗羅魯斯曾是中學和大學課程的中流砥柱，塑造了幾代年輕學者對羅馬歷史的看法，而有些人注定要對羅馬歷史進行批判。[4]在童年時期，霍布斯應該就讀過弗羅魯斯的著作《羅馬史綱要》，他在1608年以及17世紀30年代，分別為年輕貴族威廉·卡文迪許二世和威廉·卡文迪許三世授課，當時就是將此書作為教科書；值得注意的是，他將自己創作的關於英格蘭17世紀中葉動亂史的著作《比希莫斯》（Behemoth），稱為英國內戰的“縮影”。[5]1622年，牛津大學創設第一個歷史教授的職位時，主要任務是講授弗羅魯斯。（該職位的第一個教授德高裏·惠爾可能對此過分熱心了，經過了8年並做了154次講座後，作為歷史學家，他依然沒有出版他的第一本書。）[6]1636年，根據牛津的新規定，所有的本科生每周都要參加兩次關於弗羅魯斯的講座；17世紀50年代，約翰·洛克在牛津大學學的課程也是與弗羅魯斯有關。[7]弗羅魯斯著作的版本幾乎一直在不斷更新，直到18世紀末才開始減慢，與他相伴的是另一位公元4世紀的歷史學家尤特羅庇烏斯（Eutropius），在18世紀30年代，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蘇格蘭的學校學習時，就曾研究過他的史學著作。[8]

在歐洲之外，人們如何認知沖突也受到了羅馬內戰歷史的影響。例如，有大量證據表明，在西班牙被征服後，一系列帶有明顯羅馬色彩的內戰在美洲上演。在16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秘魯出現了兩位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和迪亞哥·德·阿爾瑪格羅（Diego de Almagro），曾經的朋友變成死敵之後，他們為了爭奪戰利品而開戰，誘捕對方的親人和追隨者。在之後的幾十年裏，西班牙歷史學家岡薩洛·費爾南德斯·德·奧維耶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阿古斯廷·德·薩拉特（Agustín de Zárate）和佩德羅·西紮·德萊昂（Pedro Cieza de León）在敘述皮薩羅和阿爾瑪格羅的鬥爭、他們的西班牙軍隊和土著盟友時，所采用的很多術語都來自撒路斯提烏斯、普魯塔克、李維和盧坎。受盧坎的影響，奧維耶多形容“這場戰爭比內戰更糟糕，像地獄般恐怖”，德萊昂則強烈地指出：“最令人害怕的、最殘酷的戰爭是內戰。”[9]幾十年後，在17世紀早期，當地歷史學家印加·加爾西拉索·德·拉·維加（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在他創作的秘魯歷史的第二卷中同樣講述了“皮薩羅和阿爾瑪格羅之間發生的內戰”。[10]雖然歐洲人通常不會使用內戰這個詞來描述美洲土著民族的爭端，但是他們顯然將內戰輸出到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內戰已經成為他們文明的標志。無論如何，文明意味著有能力——同時也是宿命般地容易發生——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