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時代的內戰

18世紀

區分內戰和革命，是現代政治的一個基礎前提。傳統的觀點認為，革命有著崇高的理想，抱有變革的希望，而內戰卻是帶著卑鄙動機的無意義暴力。這種觀點起源於18世紀晚期，美國和法國大革命發生的時代，此時革命的概念剛剛出現。即使是在1989年東歐劇變，以及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以後，這種觀念也依然在持續，一直到我們如今的時代。比如，2013年11月，《衛報》發表了一篇訪談，采訪的對象是一位敘利亞商人，他因為自己的祖國正在發生危機，而不得不背井離鄉來到了土耳其。他沉痛地說起，那些反對敘利亞總統巴爾沙·阿薩德（Bashar al-Assad）者所抱持的崇高理想——自由、一定的平等，還有保護伊斯蘭，都已經被教派間的暴力，各種民兵組織、聖戰組織（jihadis），以及與外國人的鬥爭所取代了。“這已經不再是反抗當權政府的革命了，這是一場內戰。”[1]

表面上看，將革命和內戰的概念相區分，理由確實很充分。內戰通常被視為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帶來的只有痛苦和災難；而革命則被認為是創新和進步的肥沃土壤。內戰讓人聯想到古老的怨恨和徹底的分歧，而革命則指向一個開放、發展的未來。以此類推，內戰通常受到時代和地域的局限，它一般發生在特定時期內的某個國家或團體中。[2]與之形成對比，革命似乎具有蔓延性，當它發生時會遍布世界各地，至少在現代世界是如此。因此，在不斷進步的人類自由過程中，某種意義上，革命定義了現代世界。但是，至少從共產主義事業在東歐和蘇聯受挫之後開始，當我們看待革命的時候，越來越無法忽視與之相隨的巨大暴力和災難。因此，在1989年之後，對於高尚革命的研究急劇下降，而關於野蠻內戰的研究卻呈現繁榮之勢。這揭開了一個被掩蓋的真相：偉大的現代革命的核心是內戰。

這讓人難以接受。傳統觀點認為內戰代表著人類精神的枯萎和坍塌，而革命則是人類精神的實現和進步。一股如此現代的、創新的以及進步的力量，居然來自那股古老的、傳統的、退步的力量，這的確令人沮喪。這並不代表，革命沒有產生新的事物。正如1963年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寫道：“準確地說，在現代之前，革命是不存在的。革命是最新近的重大現代政治題材之一。”她將革命與其他類型的戰爭——包括內戰——進行了對比，而她認為“內戰是歷史記載中最古老的現象之一”。[3]

革命和內戰之間的對立有著深遠的歷史根源。根據德國傑出的政治歷史學家萊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的觀點，革命“作為和內戰對立的概念”出現於18世紀。在18世紀初，這兩種表達是“不可互換的，但並不互相排斥”。在16、17世紀，歐洲各種具有破壞性的宗教沖突都與內戰相聯系，所以，啟蒙運動時期的人們期望在未來能夠避免內戰這種災難。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幾乎在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教育、道德、法律、政治、科學，還有宗教領域——革命都是最先進、最有益的轉變的代名詞。而啟蒙運動的目標之一，就是讓非理性的、原始的、具有破壞性的內戰之野草無法再找到生存的土壤，最終枯萎消亡。德尼·狄德羅（Denis Diderot）和讓·勒朗·達朗貝爾（Jean le Rond d’Alembert）所編輯的《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1751—1765），是對啟蒙哲學的偉大匯總，但其中沒有收錄“內戰”（guerre civile）這一詞條，這個雖小但是非常重要的信號，告訴我們這兩位啟蒙運動者認為，他們的時代已經成功地根除了內戰的問題。[4]這種對消除內戰的渴望，同時也流露出深謀遠慮的革命鼓吹計劃。於是，在18世紀晚期，出現了我們所熟悉的相對尖銳的二元對立局面。如科塞雷克所總結的：“在很多方面，‘內戰’的含義變成了無意義的循環反復，而革命開創了新局面。”[5]

但是一切都需要時間。到此，我們也應該清楚，現代革命者自認為所書寫的是政治改革篇章——呈現了全新的面貌，而事實上很明顯只是歷史學家筆下的羅馬內戰的重寫。這個新的腳本，與舊的一樣，是意志的表現。它也會在主權問題上產生爭議，也會被歷史重演的恐懼所籠罩。同樣的，在17、18世紀，對羅馬內亂的概述催生了新的歐洲歷史寫作門派。這種新的寫作方式，將具體某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描述成一種“革命”，即他們的侵略經歷，君主制下王位繼承權的爭奪，以及內戰。[6]

羅馬人及其繼承者將具體的內部鬥爭與宏大的敘事聯系起來，認定內戰在很大程度上會導致一系列毀滅性性事件。君主派和支持帝國的學者，都會將獨裁統治描寫成緩解日益增加的恐懼的良方。暴力動亂導致國家權力更替的故事，一直都是歐洲歷史學家的寫作主題，只是歷史學家對這些故事進行了改造。作為革命歷史，跨越了幾個世紀，然後，一點一點地抹去內戰的陰影。最終，革命的現代身份被重新創造出來，而內戰只是它不受待見的前史，必須將其極力掩埋，但卻無法真正擺脫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