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內戰的世界

20世紀

“伏爾泰曾說：‘所有的歐洲戰爭都是內戰。’在20世紀，他的這個公式可以套用到全世界。在我們這個世界，因為通信的便利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所有的戰爭都是內戰，所有的戰鬥都是公民間的戰鬥，不僅如此，還是兄弟間的戰爭。”[1]這些話來自海梅·托雷斯·博德（Jaime Torres Bodet，1902—1974），他是墨西哥學者、詩人和外交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經擔任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第二任總幹事。他於1949年說了上面這些話，當時，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剛成立不久，緊隨1947—1948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包括印度獨立和分治，以色列國的建立和第一次阿以沖突，還有《世界人權宣言》的公布，加上中國的革命，以及中東和東南亞地區湧現的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這是一個關鍵性時期，與他同時代的德國流亡政治學學者西格蒙德·紐曼（Sigmund Neumann，1904—1962）稱之為“革命的時代”和“國際的內戰”。[2]

1949年10月24日，托雷斯·博德在巴黎的聯合國日慶典上做的演講，標題和內容都是“我們為什麽而戰”，這並非指4年前結束的全球軍事戰鬥，而是另外的鬥爭——為和平而戰。在這個場合，博德對於內戰的情感要比他的學問更加飽滿。盡管伏爾泰曾有過著名的論斷，說歐洲“是一個偉大的共和國，被分割成了幾個國家”，“它們都有共同的公共法律和政治上的原則，並且這些原則不為世界其他地方所知”，但是他並沒有將此觀點引申開來，認為歐洲發生的戰爭是內戰。[3]這一步是由伏爾泰的前人、溫文儒雅的法國大主教和政治評論家弗朗索瓦·芬奈倫（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1651—1715）邁出的。在他給一位年輕王子的著名建議《死亡對話》（Dialogues of the Dead，1712）中，他借書中角色蘇格拉底之口，提出了一個有說服力的和平主義論點，建立在普遍人性的世界性原則之上：

所有的戰爭都是內戰，是人類互相殘殺，互相傷害；一場戰爭耗時越久，就越有殺傷力；因此，一個民族反對另一個民族的鬥爭，要比一些家庭反抗共和國要糟糕得多。所以我們一定不要參與到戰爭中去，除非是最不得已的極端情況，那麽我們只有起來擊退敵人。[4]

這類戰爭不僅僅是內戰，而可能像盧坎所說的，它們比內戰還要更糟，因為更多人陷入其中。[5]這是內戰的認識史中的眾多悖論之一，隨著整個世界對普遍人性有著更加相似的理解，那麽國際戰爭甚至是全球性的戰爭就會變得更內部化。隨著全世界同情心和相互聯系的增長，世界變得越來越小，可能會造成更多的傷痛，而不是更多有保障的和平，這將會是一個無人料到的意外結果。[6]啟蒙思想家，比如芬奈倫，相信歐洲文化的同質性，害怕所有發生在歐洲的戰爭都會變成內戰，因為它們發生在一個共同體的邊界內，而且共同體內的居民彼此都認可對方的居民身份。在伊曼努爾·康德後來的“走向永久和平”的世界性權利概念中，互相認可的範圍變成世界性的了，因為“（或窄或寬的）國家社區在這個世界上已經發展到如此地步，任何對權利的侵犯發生在任何一個地方，都被所有人感同身受”。[7]

歐洲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幾乎不斷地處於戰爭狀態，即“第二次百年戰爭”（1688—1815）。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管是在歐洲大陸還是在其帝國的殖民地，歐洲內戰都表現得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同質性，且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有所差異。讓——雅克·盧梭在他的《永久和平計劃》（Project for Perpetual Peace，1761）中判斷，歐洲大國間的戰爭是“更可悲的，因為它們之間的關系更親密……它們之間頻繁的爭執幾乎和內戰一樣殘酷”。[8]40年之後的1802年，在英法《亞眠和約》（Anglo-French Treaty of Amiens）的談判過程中，傳聞拿破侖曾對英國大臣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說：“歐洲，不包括土耳其，只不過是世界的一個省；當我們打仗，只不過是一場內戰罷了。”[9]1866年，法國歷史學家亨利·馬丁（Henri Martin）認為歐洲內戰沒有結束的終點，對他來說，這些戰爭包括了當時的克裏米亞戰爭（1853—1856），因為他將俄國也視為歐洲文明的一部分。[10]關於所有的歐洲戰爭都是內戰的說法，在20世紀的兩場世界大戰中重新變得流行起來，通常認為這是源自拿破侖，人們在回憶他1802年的名言時就會提起來。[11]

20世紀下半葉，我們則會真正見識到內戰的全球化，但不完全以托雷斯·博德和他在啟蒙時期的前人所預見的那種形式。這個內戰的新世界帶著三種重疊的特征而出現。首先，內戰現在被政府的智囊團重新包裝成為“不具備國際特征的國家間沖突”（international conflict of a non-international character）而逐漸被納入到國際組織的司法權限內，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被納入國際人道主義法的範圍內；但是在去殖民地化的進程中以及在20世紀90年代的內部沖突中，又有一些修改。第二，和第一條密切相關，內戰變得越來越普遍，在世界大部分地區都可以見到（尤其是非洲和亞洲，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原本平靜的歐洲也可以見到），並且逐漸替代國家之間的戰爭，而成為世界上最普遍和廣泛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形式。第三，內戰爆發的社區——政體、城市或者人類共同性的領域——變得更寬泛了，直到“歐洲的內戰”這一觀念在本世紀被各種“全球內戰”的概念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