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2/3頁）

驗屍官：在生活中有沒有什麽麻煩會引起他短暫的情緒低落？

證人：這我可不知道。我想至少他的經濟情況應該沒有問題。

驗屍官：他和布倫特小姐吵過架嗎？

證人：我能負責任地說，他們之間沒有任何意見分歧。

驗屍官：他是不是個左撇子？

證人：當然不是，他也不是那種兩只手都同樣靈活的人。

陪審員之一：叔本華是不是由“自由思想出版協會”負責發行著作的異教徒作家之一？

證人：我不知道他的書是誰印的。

陪審員之一（一個矮小而粗獷的蘇格蘭雜貨商，名叫山迪·桑德森，他是弓區保守黨協會的執事）：先生，別跟我們支支吾吾的，你說的那個叔本華是不是在科學講堂發表演說的無神論者？

證人：不，他是個外國作家（桑德森先生聽到這一點感到非常慶幸），他認為生活沒有什麽意義。

陪審員：你對你朋友這樣一個教徒閱讀這類大逆不道的作品是不是特別驚訝？

證人：死者什麽書都讀。叔本華寫了許多哲學著作，並不是你想象的那種人。也許你應該找本他的書來讀一讀。（笑聲）

陪審員：那種書我碰都不會碰一下。那種東西全都該燒掉。還有那個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書——那叫什麽？那也叫哲……學嗎？

證人：不，她的著作是關於通神學方面的。

列車工人協會的秘書阿蘭·史密斯說，死者在遇害前一天曾經跟他有過一次面談，滿懷激情地談到了對運動前景的看法，另外還開了一張十幾尼的支票送給列車工會。死者許諾自己會在第二天早晨的會議上發言。

蘇格蘭場刑偵隊的愛德華·溫普先生說，自己並沒有在所有收集到的信件和報紙上獲得任何有助於破案的線索，這些東西稍後都會交還給死者的家屬。刑偵隊暫時還沒有找到解決謎題的途徑。

驗屍官最後對目前所收集的證據做了個總結。“先生們，”他說，“雖然現在我們得到的證據非常少，但我們還是要偵破這件撲朔迷離的案件。就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十二月四日周二的早晨，在格羅弗街十一號進行租房業務的達普頓太太費盡全力也無法叫醒租住了整個二樓的房客。達普頓太太感覺情況不妙，立即把住在街對面的喬治·格羅德曼先生找了過來。想必大家都了解格羅德曼先生的威名，此案中他那清晰而又嚴謹的證詞對我們幫助很大。格羅德曼先生撞開了門，他們發現死者躺在床上，喉嚨被割破了。據格羅德曼先生判斷，死者沒死多久。他們在房間裏沒有找到兇器，沒有找到行兇的人，而且那間密閉的房間當天也不可能有人進出。醫學調查顯示傷口不可能是死者本人弄出來的。但先生們，這事只能有兩種解釋。傷口要麽是別人弄出來的，要麽是死者本人造成的。接下來我將分別對這兩種可能進行闡述。首先，死者是不是自殺的呢？證詞上說死者雙手垂放在腦後躺在床上，傷口從右至左橫貫喉嚨，最後終結在左手拇指的一處刀口上。如果傷口是死者本人弄出來的，那他一定是用右手做的，同時左手還必須一直處在頭部的下方。這種姿勢既不自然，而且特別奇怪。更重要的是，如果死者是用右手割的，他應該是從左向右移動。照常理不太可能別扭地使用右手，除非他有意想引起別人的困惑。如果繼續推想下去的話，死者去世的時候右手應該處於頭部下方，因為據羅賓遜醫生判斷死者幾乎是在瞬間斃命的。如果他的判斷是正確的話，死者不可能有時間擺出那樣的姿勢。傷口也有可能是死者用左手造成的，不過別忘了死者慣用右手。另外，我們在房間裏沒有找到任何可能造成傷口的兇器，這一點從另一方面印證了之前的那些醫學調查。警方對可能藏匿剃刀或其他兇器的地方做了徹底的搜查，比如說毯子、床墊、枕頭以及窗下的街道上。但當我們設想行兇者有可能會在哪裏藏匿武器時，必須考慮到死者是在瞬間內死亡的事實，同時地板上還沒有發現一滴血。最後，兇器很可能是一把剃刀，但死者從來不剃胡子，也從沒聽人提起過他會有這種東西。在羅列了上述這些事實以後，我想，依據警方和醫學方面的證據，我們會馬上放棄自殺這種可能性。另外，我們可以暫時試著不管案件的物質層面，而毫無偏見地去審視其精神層面。死者有沒有理由輕生呢？他年輕，不缺錢，在社會上很有威望。他待人誠懇，同樣也受到許多人的愛戴。人生的美好畫卷才剛剛在他面前展開。他沒有什麽惡習。生活樸素、情操高尚、行為尊貴是他嚴格遵行的三大守則。如果他有野心的話，很容易就能弄到一個公職。他是一個堅定、坦蕩、無私的演說家，總是把眼光投向未來——他總是在想怎樣才能讓同胞生活得更好。只要有人提出了正當的要求，他總是會把金錢和時間用在對方的身上。如果這樣一個人都會想到自殺，那麽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麽人性可言呢？當然，我們在證據中也發現了他的一些陰暗面。比如說，有時候他會非常消沉——我們中間又有誰不是這樣呢？但他消沉的時刻總會很快過去。不管怎麽說，死前的那天他是非常快樂的，不過有點牙疼罷了。既然他沒怎麽抱怨，就說明牙疼並不是那麽嚴重。當然，那天晚上也有可能牙疼得越發厲害了。我們也不能忽略勞累過度的可能性，也許這導致了他精神高度緊張。他工作勤奮，從不會在七點半以後起床，一天所幹的活要比那些所謂的‘工人領袖’多得多。他不僅宣講知識，書寫標語，而且還領導和組織工人運動，這些都有可能加劇他的精神緊張。但另一方面，所有的證人都能證明死者非常期待參加十二月四日與鐵路工人的集會，全情投入於這項運動中。難道他會在這樣一次集會的前夜結束自己的生命嗎？如果他這樣自殺的話，難道不會留下類似遺囑或最後心願的信件或便條嗎？至少溫普先生沒有發現這樣的東西。他又有什麽必要去藏匿兇器呢？唯一可能讓我們引起警覺的是他那天除了像平時一樣鎖了門，還特地把門上的閂也封死了，但僅就這一點而言，並不能讓我們做出任何判斷。單純從精神方面而言，自殺幾乎是不可能的。從物質方面看，則更不像是自殺。把這兩方面綜合在一起考慮，這個案子可以排除自殺的可能性。這樣我們就可以回答最初的那個問題了，死者是自殺的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