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1

我，約翰·西格拉姆，來到日本的長崎去拜訪位於大浦天主教堂附近的鯉川內科醫院時，時間已是新世紀伊始的二〇〇一年的九月。

日思夜想的日本之行不巧趕上了九月份的連雨天，多少有些令人掃興。不過，坐在有軌電車裏，一邊聆聽拍打車頂的雨聲，一邊隔著窗玻璃悠然地眺望雨霧繚繞的長崎街景，倒也別有一番情趣。

走出有軌電車的站台，撐起雨傘，沿著石鋪的坡道拾階而上，走不多遠便到了鯉川醫院。醫院的門前栽植了松樹，往樹影裏一站，可以俯瞰到長崎漂亮街景的一角。

醫院是一所木結構的建築，刷著白漆。我推開帶有幾分歲月滄桑感的磨砂玻璃門，向咨詢台裏的人說明了來意。不一會兒，從裏面走出一位年逾四十、一身白衣的醫生，用英語接待了我。我的來訪目的早就和院方商量妥了。

留著一撇小胡子的中年醫生為我指派了一名護士作為陪同。她將帶我去的地方是建在醫院後院的日式配樓。

我穿上鞋，走出主樓，撐起傘，從醫院主樓的側面繞到後院。院子裏修建了小水池，令人賞心悅目。我們倆走在池邊的小徑上，其間，她用只言片語的英文回答了我幾個問題。

踏著碎石小徑走到庭院的盡頭，從這裏可以更好地俯瞰長崎的街景。它的大街小巷在細雨霏霏之中顯得格外的清爽，叫人無論如何也難以相信，這座城市曾經接受過綽號為“胖子”[1]的可怕的鈈彈的洗禮。

我被引到配樓的玄關。我脫掉鞋子，換上給我遞過來的拖鞋，走上板間[2]。經過了一段擦拭得一塵不染的走廊，我被領進左手邊的一間舒適的會客室裏。她將一把椅子指給我，隨後便退出去，步伐輕快地消失在走廊的深處。

會客室的墻面是用常見於日式茶室的那種淡黃色的墻土抹出來的，倘要說得日本味兒一些，我腳底下的應該叫榻榻米了，上面鋪著塊波斯地毯，地毯上擺放著罩了白布的沙發和茶幾。房間的一角是壁龕，一只插著南天竹的枝條和一些我所不知道名字的花的黑漆花瓶靜靜地擺在裏面。

一張放大了許多倍的黑白相片被裝進相框，掛在左側的墻上。照片中，一名身著日式浴衣的白人男子坐在躺椅一樣的沙發裏，他的身後站著一位同樣穿著浴衣的日本女人。男子在浴衣外面披了件褂子。兩個人都是一樣的清瘦，一樣的五官標致。女子是個標準的瓜子臉美人兒，男子則顯得溫文爾雅。兩個人都在恬靜地笑著。

坐在房間裏，外面的雨聲傳進耳朵，沙沙啦啦，無休無止。我往走廊那邊望了一眼，透過並排的一溜兒窗玻璃，可以看到剛才一路走過的庭院和庭院盡頭坡腳之下的長崎的街道。

指給我坐的是一把單人椅，跟前是一張矮桌。左手邊放了一組雙人沙發，而矮桌的對面則留出了很大的一塊空地。我是被刻意安排在面向這一處空地的座位上的。

其中的緣由很快便揭曉了。一位老人現身了，他坐在輪椅裏，由護士推到了那個位置。每逢老人有訪客時，大概都是這樣的一種安排。

“我是保爾·高木。歡迎你，遠道而來的客人。”

老人用英語說著，顫顫巍巍地伸出一只手來。我連忙站起來，屈身握住了他的手。

護士說了句“我去倒茶”，便又退回走廊裏。

這句日本話我倒是能聽懂，可是我的日語水平畢竟有限，僅能勉強應付幾句寒暄客套話而已。之所以我鬥膽只身前來，不帶翻譯，是因為我知道，在這家醫院裏有一位會講英語的保爾·高木。

“你請坐。旅途一定很勞頓吧？”

高木一面調校助聽器，一面說。

“倒是沒覺得累，討厭的是倒時差……”

我笑著回答。

“斯托雷切先生和葆拉，對吧？”

我指著墻上的黑白照片問道。高木點了點頭：

“那是我的妹妹。”他說，“照片裏的人看上去很安詳，一點也不像是在戰爭時期。可兩個人的內心卻都是風起雲湧的。照片是在端島[3]上的照相館裏拍的。”

老人的聲音有些含混不清。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關切地問我：

“我的聲音很難聽清楚吧，畢竟是上了歲數的人了。”

我把屁股往前挪了挪，向前探出身子。

“不礙事的，我只要留意聽就是了。”我說，“我也早就想來長崎看看了。借著這次公幹的機會，正好讓我夙願得償，我這會兒高興還來不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