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春 卡洛琳之死 第二節

辦公室裏彌漫著一種奇怪氣氛，好像一切都亂套了。大廳裏空空蕩蕩，電話鈴聲此起彼伏，唯一兩個留守辦公室的秘書在走廊裏跑來跑去，忙著接電話。

即便是在最輝煌的時候，金德區檢察院也流露著一種沉悶的氣氛，絕大多數的副檢察官都是兩人共用一間擁擠的辦公室。這幢區政府的辦公樓修建於1897年，是當時剛剛時興的工廠高校建築風格。堅固的紅磚外墻，配以古典風格的立柱，讓人第一眼看見就知道這是一處公共建築。辦公樓裏，房間的門上有橫窗，窗戶上有窗欞。墻壁被漆成苔蘚般的暗綠色，像是醫院。最糟糕的是裏面的燈光，暗黃陰沉，顯得陳舊不堪。這就是我們辦公的地點了，兩百名職員在這裏忙忙碌碌，努力處理著這座一百萬人口的城市和周邊兩百萬人口的區縣中發生的每一樁案件。夏天，這裏像熱帶叢林，又熱又潮，陳舊的窗戶與電話鈴聲一起震動。冬天，暖氣到處漏水，陽光再燦爛，也有一絲永遠揮之不去的陰沉。這就是我們中西部地區的司法中心。

在我的辦公室裏，利普蘭澤正在等我，他躲在門後面坐著，像西部片裏的反面角色。

“人都死哪兒去了？”他問。

我把外套扔到一張椅子上，說：“有人死了，你怎麽還這麽無動於衷！對了，你上哪兒去了？所有警齡五年以上的警察可都去了。”

“我從來不參加葬禮。”利普蘭澤幹巴巴地說。我覺得，一個專門查兇殺案的警察卻討厭葬禮，這其中應該有些深層次的含義，但一時半刻又想不出來，只好把這個念頭暫時放下。我工作的情況就是這樣：每一天，都遇到一些隱含深意的征兆，但總又記不起來，它們瞬間來去，只留下一個影子，像飛奔而過的小動物。

我把注意力收回來。我的辦公桌上有兩樣東西：一樣是檢察院裏負責人事管理的梅可寫給我的留言條，另一樣就是利普蘭澤放在我桌上的信。梅可的留言條很簡單：湯米·莫爾托在哪兒？我突然想到，除了我們對莫爾托玩政治陰謀的推測之外，是不是也該派個人去醫院和莫爾托家裏看看。已經死了一個副檢察官了，別再出什麽意外才好。利普蘭澤給我的信封上貼著警局鑒證科的標簽——嫌疑人：未知。被害人：卡洛琳·波爾希莫斯。

“你知不知道，我們的被害人還有一個兒子？”我一邊找拆信封的裁紙刀，一邊問。

“真的假的？”利普蘭澤說。

“還是個孩子，看上去十八九歲的樣子，他也去參加葬禮了。”

“真的假的？”利普蘭澤又說了一遍，他掏出一支香煙，“參加葬禮居然還有驚喜。”

“我們應該找個人去和他談談，他在這兒念大學。”

“把地址給我，我去找他。今天早上莫拉諾又跟我說，‘雷蒙德的人怎麽吩咐，我們就怎麽做’。”莫拉諾是警察局長，是和波爾卡羅一夥的，“他在等著看雷蒙德出醜呢！”

“他和尼可都一樣。對了，我今天碰到尼可那個拖拉王了。”我把和尼可碰面的經過告訴利普蘭澤，“尼可對自己很有信心啊！有那麽一分鐘，我甚至都有點相信他了。”

“他會表現得很好，好得超過人們的預料。到那個時候，你就後悔莫及了，後悔你自己沒有參加競選。”

我做了個鬼臉，誰知道呢？現在有利普蘭澤幫我，我不用操心這些事。

我第十五次去參加大學同學的聚會時，收到一張問卷調查表，上面問了很多私人的問題，我覺得都很難回答：你最崇拜的現代美國人是誰？你最重要的身體特征是什麽？你最好的朋友叫什麽名字，描述一下他。對最後一個問題，我思考了一會兒，最終寫下了利普蘭澤的名字。“我最好的朋友。”我寫道，“是一個警察。大概是一米七三左右的個子，吃飽了飯後也只有一百一十多斤，頭發剪得很難看，看上去有點陰險，像在街頭遊蕩的小混混，他每天抽兩包駱駝牌香煙。我不知道我們有什麽共同點，但我很敬佩他，他在自己的圈子裏很厲害。”

我第一次認識利普蘭澤是在七八年前，那時，我剛剛被分配到刑事犯罪庭，他則剛剛開始在警局兇殺案調查組的工作。從那以後，我們一起辦了十來個案子，但在某些方面，我仍然覺得他很神秘，甚至很危險。利普蘭澤的父親是西區分局的巡警，父親過世後，利普蘭澤就從大學退學，繼承了父親的衣缽，成了一名警察。之前，他被直接任命到檢察院工作，擔任警局駐檢察院特別專員。從理論上說，他的工作是檢察院和警方之間的聯系人，協調處理涉及各種特殊利益關系的兇案調查。但實際上，他就像一顆流星，總是獨來獨往。他直接向上司施密德匯報工作情況，而施密德關心的只是每年年終前能不能完成十六起兇殺案破案的任務指標。所以，利普蘭澤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在酒吧和碼頭出沒，和任何能給他提供消息的人喝上兩杯——這些人包括小流氓、記者、流浪漢、聯邦探員，等等，任何能讓他了解那些黑幫大佬近況的人，而利普蘭澤對黑道的研究可謂專家水平。最後，我終於明白，也許正是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才總是悶悶不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