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這人是該隱。”傑克·曼寧上校的語氣直截了當，似乎料想坐在五角大樓會議桌上的四位文官至少有三位會提出反駁。他們誰都比他年紀大，誰都自以為經驗比他豐富——沒有一位準備承認陸軍方面已經獲得了他們各自組織還沒能獲得的情報。至於第四位文官，他的意見不算數，他是國會監察委員會的成員，因此大家對他恭恭敬敬，但是不十分當真。

“如果我們現在不采取行動，”曼寧繼續說道，“那麽即使冒著暴露我們已掌握的一切情況的風險，他也會再度漏網。十一天前他在蘇黎世，我們確認他現在仍在那裏。各位，他是該隱。”

“報告很動聽，”國家安全委員會那位禿鷹似的教授說，翻閱著分發給在座各位代表的養蠶蘇黎世情況的摘要部分。他叫艾爾弗雷德·吉勒特，一位甄別和評價人員的專家，五角大樓認為他為人機警，報復心強，在高層有不少熟人。

“我認為這報告不尋常，”彼得·諾頓說。他是中央情報局副局長，五十多歲，總是保持著三十年前東部名牌大學的那種衣著、儀表和態度，“我們的消息來源說該隱在布魯塞爾，不是在蘇黎世。在同一時間——十一天前。我們的消息來源很少出差錯。”

“報告寫得很全面，”第三位文官說。他是會議桌上曼寧唯一真正尊敬的人，年紀也最大。他名叫戴維·艾博，前奧林匹克遊泳健將，智力跟體格相匹配，年近七十仍腰板筆挺，頭腦也照樣敏銳，然而他的年紀仍然從臉上的皺紋中表現了出來。這些皺紋是他永遠也不會透露的畢生緊張生涯所形成的。上校認為他講話時懂得分寸。他現在是有無限權力的四十人委員會成員，可是從中央情報局在戰略情報局內誕生之初起，他有很長時間在中央情報局任職。情報界的同行給了他一個諢名，叫“隱蔽行動中的寡言和尚”。

“我在情報局的那些年月，”艾博吃吃笑著說，“消息來源有矛盾的時候同一致的時候一樣多。”

“我們有不同的核實方法，”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強調說，“不是不尊敬您，艾博先生，可我們的傳輸設備確實稱得上一有即送。”

“那是設備，不是核實。可是我不想爭論。我們之間似乎有分歧：布魯塞爾還是蘇黎世。”

“布魯塞爾的論據無懈可擊，”諾頓堅持。

“請聽一聽，”禿頂的吉勒特說，扶了扶眼睛，“我們可以回到蘇黎世那份摘要。它就在我們面前。我們的消息來源也有內容可以提供，雖然它與布魯塞爾或蘇黎世都沒有抵觸。那是大約六個月前的事。”

銀白頭發的艾博移眼看著吉勒特：“六個月前？我記不得國家安全委員會六個月前傳達過關於該隱的任何情況。”

“因為還沒完全得到證實，”吉勒特回答，“我們不想讓未經證實的情報成為委員會的負擔。”

“這也很動聽，”艾博說，意思很清楚。

“眾議員沃爾特斯。”上校插話，望著監察委員會的代表，“在我們繼續下去之前您有沒有什麽問題要問？”

“喔，有，”來自田納西州的國會監視人慢吞吞說，聰敏的眼睛瞟著各人的臉，“可我剛接觸這事，你們繼續討論，我邊聽邊問。”

“很好，先生，”曼寧說，朝中央情報局的諾頓點了點頭，“一天前布魯塞爾出了什麽事？”

“有一個人在楓丹納廣場被殺——是個私下在莫斯科與西方之間做鉆石交易的。他通過羅蘇馬茲的分支機構進行活動。那是蘇聯在日內瓦的公司，專做這種采購的經紀人。我們知道它是該隱轉換資金的途徑之一。”

“這個殺人案同該隱有什麽關系？”半信半疑的吉勒特問。

“首先，方法，武器是根長針，在中午時分用外科手術的精確度在擁擠的廣場刺中。該隱過去用過這種方法。”

“這倒是真的，”艾博同意，“差不多一年前倫敦有個羅馬尼亞人就這麽死去，在他之前幾星期還有一個。兩個案子縮小偵察範圍後都指向該隱。”

“縮小範圍不等於證實，”曼寧上校反對，“他們是高層政治叛逃者，可能是克格勃幹的。”

“也可能是該隱，這對蘇聯說來風險小得多，”中央情報局副局長說。

“也可能是卡洛斯。”吉勒特又說，聲調高了起來，“卡洛斯和該隱都不關心意識形態問題，都是誰雇他就為誰幹。為什麽每次發生重大兇殺事件我們總歸咎於該隱？”

“每次我們這樣做，”諾頓回答，一副高高在上的神色，“是因為彼此並不相識的告密來源不約而同報告了同樣的情報。報告者彼此毫無所知，所以幾乎不可能串通一氣。”

“這一切都太過於巧合。”吉勒特不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