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拿腦袋跟魔鬼打賭有寓意的故事

西班牙詩人唐托馬斯・德・拉斯・托雷斯在他所著的《愛情詩》的序言中寫道：“作家的寓意很純凈，就作者個人而言，並不是指書的寓意。”我們假定唐托馬斯由於下此斷言現正處在煉獄中，那麽從詩的公正角度講，讓他在《愛情詩》出版或由於缺乏讀者而永遠躺在書架上之前，一直呆在那裏，這也是較為聰明之舉。每一篇小說都應該有所寓意；而且，評論家們也已發現，每篇小說都有寓意。菲利浦・梅蘭希頓[1]在前些時候寫了一篇評論《蛙鼠之戰》的文章，證實詩人寫詩的目的就是蠱惑人心以煽動暴亂。皮埃爾・拉・塞內甚至走得更遠，說詩人的用意在於建議年輕人節食、戒酒。雅各布・雨果也就是這樣徹底搞清楚，荷馬是以歐厄諾斯[2]來影射約翰・加爾文[3]；以安提諾俄斯[4]暗諷馬丁・路德[5]；食忘憂果的民族[6]一般暗貶新教徒；哈耳皮埃[7]則譏諷荷蘭人。後來，一些評論家同樣敏銳地揭示出《太古之人》、《波瓦旦人》等書的寓意；《科克-魯賓》的新見解和《跳吧，拇指》的先驗論。簡而言之，就是說不經過深思熟慮，精心構思，沒有人可以坐下來寫東西。對作家來說可以省去許多麻煩。例如一個小說家，他沒有必要在乎小說的寓意。在某些方面，寓意和批評家都可以各得其所。時機成熟時，先生們所想表達的和不想表達的，都會與他可能表達的一切及需清楚交代的其他東西一起在《日規》或《新英格蘭人》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最後一切都會開門見山，直截了當地展現出來。

因此，某些無知的人對我的指控是站不住腳的——我從未寫過有寓意的故事，或者說從未渲染過我的寓意——這是秘密。不久以後，《北美季聊》的出版會使他們為自己的愚昧而羞愧難當。同時，為了延緩我的死刑——為了減輕對我的控訴——我附帶加進了悲慘的歷史——寓意顯而易見的歷史，讀者可以在構成故事名稱的大都市裏閱讀。我這樣安排應該受到稱贊——比拉封丹[8]和其他人要高明得多，他到最後才將他的意思表達出來，在故事的末尾才偷偷地將寓意塞了進去。

“執行有偏私無法施加影響”，這是十二桌會議定的法律，“除非有用之才，死去毫不足惜”是一條絕妙的禁令——即使我們談論的死人是多麽的微不足道。因此，謾罵我逝去的朋友托比・達米特並不是我的主意。他是一條悲哀的狗，這是真的，他只是像一條狗一樣死了；但他不必為他的惡習而自責。他的惡習是從娘胎中帶來的，他還在繈褓中時，母親就拼命抽打過他——這是她應盡的職責，盡職總使她感到快慰。孩子，就像一塊硬牛排，不打不熟，或者像現代希臘的橄欖樹，不打不成材——可憐的女人！不幸的是她是個左撇子，用左手抽打孩子最不好。地球從右到左地旋轉。不能從左到右地抽打孩子。如果打到某個關鍵部位，打出個怪癖來，那麽每打歪一捶，就會將一定量的邪惡給打進去。托比挨打時，我總是在場，他反抗著，並一天天地變壞。最後，我透過淚花看見這個惡棍簡直無可救藥。一天他參加鬥毆，被人打得鼻青臉腫，人們還誤認為他是小非洲人，結果他大發雷霆，我忍無可忍，雙膝跪地，擡高聲音預言他最終會毀滅。

他過早邪惡的現實，是件非常可怕的事。他剛五個月時，就常常發脾氣，那時，他還不能說話。六個月時，我看見他在啃一包卡片。七個月時，他就養成了捉女嬰和吻女嬰的習慣。八個月時，他斷然拒絕在節制牌上簽字。他不斷地做壞事，月復一月，到他滿周歲時，他不僅堅持要蓄胡子，而且養成了咒罵人和發誓的癖好，並為他說的話打賭。

他那最無君子風度的習慣遷延到最後，我預言將發生在托比・達米特身上的毀滅終於發生在他身上。他的惡習，“與他一起成長，隨著他力量的增加而加劇。”他成人後，說話時總愛打賭，但並沒有真下賭注——沒有。我為我的朋友公正地說他不久就會下的。對他來說，什麽事都只是一個公式——再沒有別的了。他講話的措辭沒有任何意義，如果說不是完全無害的口頭禪，那至少也是簡單的——用他那完整而富有想象力的詞句。他說：“我將賭你什麽什麽”時，沒有人會想到他會真賭；但我仍然忍不住地認為我有責任鎮住他。這種習慣為道德，我這樣跟他說過。這是庸俗的——我求他相信；為社會所不容的——我列舉了事實；國會所禁止的——我沒講半句假話；我就這樣規勸他——但卻沒有效果；我用事例來證實——也是白費力氣；我懇求他——他微笑一下；我哀求他——他則大笑不止；我勸戒他——他嗤之以鼻；我威脅他——他詛咒發誓；我踢打他——他叫警察。我揪住他的鼻子，他擤鼻涕，並拿腦袋跟魔鬼打賭，我再也不敢冒險地去進行這樣的嘗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