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第4/9頁）

佩裏先生咧嘴一笑。“不是這樣的。他們才沒有這麽做呢。伯德上將從來沒有征得過英國人的同意。他只是派我和另外兩人去了那兒，我們用兩個雪橇帶去了七個月的供給——第二天，那兩個人再乘雪橇，帶著他們的狗回到了伯德的基地。對了，我是用撬棍將關著的門和百葉窗撬開的。我本可以把狗留下來陪我過冬。但實際情況是，伯德上將不願見我，所以他才將我打發得遠遠的。只要我能熬過冬天就好了。伯德上將喜歡做科學試驗不假，但事實上，他壓根兒就沒打算觀察或者研究企鵝。”

我把這些統統寫了下來，盡管不大明白，但總覺得他說的這些很重要。我也不知道如何將沙克爾頓的小屋用在我那本連名字都沒有、且尚未構思成形的懸疑小說裏。

“沙克爾頓和他的手下在1906年建造了那個小屋。”佩裏先生說。他柔和的聲音中帶著些許沙啞，有些刺耳。我從後來的談話中得知，那是因為他在去年冬天的手術中摘除掉了部分左肺。但是，盡管聲音有些沙啞，他的男高音聽起來仍然很悅耳。我想，在做手術之前，佩裏先生肯定有副講故事的好嗓子。

“沙克爾頓手下的人在1908年離開了小屋……我到那裏的時候，裏面還留下一輛大汽車，”他說，“可能是因為那裏的東西不容易生銹、老化得比較慢吧。我不知道沙克爾頓遇上厚厚的雪時，那玩意兒能不能開10英尺遠，但英國人對那些機械裝置情有獨鐘。伯德上將也喜歡那玩意兒。總之，那年南極的早秋，我被他們留在了那個小屋裏。當時是1935年3月。同年十月初，也就是南極的早春時分，我終於被人接走。我的工作是前往羅伊德角一個很大的企鵝群棲地觀察阿德利企鵝。”

“但那可是南極的冬天。”我頓了頓說，總覺得自己接下來說的話肯定會特別傻，“我總以為阿德利企鵝不會……我是說，不會在一個地方過冬。我以為它們會在十月的某個時間到達那裏，然後在來年三月初帶著它們的小企鵝離開。我是說，那些幸存下來的小家夥。我說錯了嗎？我一定是弄錯了。”

雅各布・佩裏又笑了。“你說得完全正確，西蒙斯先生。我到那裏的時候，只能看到兩三只企鵝搖頭晃腦地跳進海裏——那時候正值羅伊茲島的三月初，很快小屋附近就會結冰，無冰水面差不多在數十裏之外，我是在十月份的春季被人接走的，當時，阿德利企鵝還沒返回群棲地再度交配，養育幼仔。我沒法觀察企鵝的習性。”

我搖搖頭。“我不明白。你不是奉命去那裏……天哪，花了七個多月，差不多八個月的時間……去羅伊茲島的群棲地觀察企鵝，可那裏當時壓根兒就沒有企鵝。而且大部分時間都沒有陽光。你不是生物學家或者科學家吧，佩裏先生？”

“不是，”佩裏先生再次咧嘴笑，“我在哈佛大學學的是英文，主要研究18世紀、19世紀的美國文學，當然也包括不少英國文學。1923年我畢業時，亨利・詹姆斯正炙手可熱。詹姆斯・喬伊斯是一年前，也就是1922年出版了《尤利西斯》。而他那本《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則是六年前出版的。我當時花了一年時間在歐洲滑雪、登山——二十一歲那年，我繼承了一筆小小的遺產。1924年，我看了馬多克斯・福特《國際觀察》上的一篇故事，遂而決定立即離開瑞士，前往巴黎，見到他在文中寫的那個年輕人，把我自己寫的東西給他看。”

“你去了嗎？”我問道。

“是的，”佩裏先生笑道，“當時，海明威是《多倫多星報》駐歐洲的通訊記者，要說對付我這種頭腦發熱的人，他還真有一套。我是在他的辦公室跟他見面的，那個地方很小，臟兮兮的。他立即叫我去樓下的咖啡廳喝咖啡，除了我之外還有其他人。過了幾分鐘，他看了一眼手表，便說他必須回去工作了，將我這個正做著作家夢的人留在了咖啡廳裏。”

“你把你寫的故事給他看了嗎？”

“當然，他看了三部，每部都只翻了翻前幾頁，便說讓我不要放棄自己的正職工作。可這根本不是你想聽的，對嗎？人老了就喜歡嘮叨。”

“挺有意思的。”我只嘟囔了這麽一句，但我同時又在想，天哪，你居然見過歐內斯特・海明威，還被他告知你不是當作家的料。這是什麽感覺？要麽就是佩裏在吹牛？

“還是回到你感興趣的話題吧，西蒙斯先生，談談1933年到1935年間南極的事——我被伯德上將聘用，做了一名雜工，因為我有登山的經歷。在探險期間，探險小組的科學家會在各大山峰做些研究工作。我壓根兒就不懂科學，對企鵝也不怎麽了解，現在還是不太了解，盡管養老院裏的電視經常播放自然紀錄片。但在1935年，這都不是問題，因為伯德上將只想把我打發走，直到那年春天，當所有人都要離開南極時，他們才來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