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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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特洪峰只給你兩個選擇：在左邊失足，你便會死在意大利；往右邊走錯一步，你便會死在瑞士。

我們三個在馬特洪峰頂吃午飯的時候，得知了馬洛裏和歐文在喜馬拉雅山失蹤的消息。

那是1924年6月末的一天，天氣很好，那則消息登在三天前的一份英國報紙上，報紙是意大利布勒伊一間小旅館的廚師用來包我們那份厚厚的冷牛肉山葵新鮮三明治的。我的帆布背包裏揣著這份輕飄飄的報紙，直到登上馬特洪峰仍渾然不覺，但是很快，這則消息就會像沉重的石頭一樣壓在我們胸口。跟報紙一同放在包裏的還有用山羊皮囊裝著的酒、兩個水壺、三個橘子、一根100英尺長的登山繩和一大包意大利香腸。我們並沒有及時發現那份報紙，或者看到上面那則足以改變我們命運的消息。我們的心思全在山峰和周遭的景色上。

我們在六天的時間裏，反復攀登馬特洪峰，但一直沒有登頂，理由恐怕只有“教會執事”[7]知道了。

從策馬特鎮上山的第一天，我們登上了霍恩利山脊——那也是1865年溫伯爾走的路線——同時還得避開像無數傷疤一樣分布在山面的固定繩索和纜繩。第二天，橫穿茨姆特山脊時，我們用了相同的方法。第三天，我們經霍恩利山脊瑞士的一側，再度橫穿那座山，穿過巖體松散的北面峭壁，累得夠嗆，我們攀登的地方就在山峰下面，也是理查堅決反對我們上的那座山峰。接著，我們沿意大利一側山脊往下，於黎明時分到達我們設在朝南面對布勒伊綠色高地上的帳篷。

五天後，我才意識到，我們走的是當年的登山者走過的路線，拜他們所賜，馬特洪峰這才出名。當年二十五歲的愛德華・溫伯爾行事果斷，在登山方面堪稱專家，他臨時組建了一個三人登山隊，包括英國傳教士查爾斯・哈德森（來自克裏米亞半島的牧師）、哈德森新收的十九歲門徒——道格拉斯・哈多，還有信心滿滿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他剛剛通過英國陸軍部的考試，而且名列前茅，在118名競爭者中領先第二名近500分），他當時年僅十八歲，是昆斯伯裏第八任侯爵之子，他到阿爾卑斯兩年了，還是個新手。除了溫伯爾那個由水平參差的年輕人組成的登山隊外，還有他請來的經驗和水平差距頗大的三個向導：“老彼得”陶格瓦爾德（其實他也只有四十五歲，卻被當成了老人）、“小彼得”（二十一歲），還有經驗極為豐富的邁克爾・克羅澤，他三十五歲，是來自夏蒙尼的向導。事實上，他們只需叫克羅澤一人作為向導便可，但溫伯爾早先答應要雇用陶格瓦爾德父子，而這名英國登山家向來言而有信，即便整個登山隊的人員組成已經相當臃腫，另外兩個向導完全是多余的，他還是信守諾言。

教會執事一直在向我們介紹讓-安托萬・卡爾的勇氣和成就，此人既是溫伯爾的朋友，也是競爭對手，還是他以前的登山拍档。不過，直到我們登上意大利山脊我才體會到這點。我們攀行的那些復雜路線就是卡爾開拓的。

我們擁有自己的登山帳篷，也就是溫伯爾帳篷，這種帳篷就是當年那個久負盛名的著名登山家在這座山上設計的，因此名字沿用至今。山的兩邊是低矮的冰川，帳篷就搭建在冰川上方的草地上。我們每天傍晚之前都會登上一側山脊，天黑之後，我們通常會圍著一小堆火隨便吃點兒東西，輕聲交談，然後舒舒服服地睡幾個鐘頭，再起來登山。

我們登上了馬特洪峰的福吉恩山脊，但在靠近山頂時，我們還是繞過了那些陡峭的懸壁。這算不得失敗。因為我們花了一整天時間，希望想出辦法征服那個從未有人踏足的懸崖，但因為既沒有設備，也缺乏技巧，決定還是不去垂直攀登了。（這個懸崖於1942年，也就是十八年後終被阿弗雷德・佩裏諾、賈科莫・奇亞拉和路易斯・卡雷爾征服，路易斯・卡雷爾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小卡雷爾”，如此稱呼他是為了向那位著名的前輩表示敬意）正是我們的謹慎才沒有人員傷亡，要知道，考慮到1924年的裝備和登山技巧，登上福吉恩山脊的懸壁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件事情還讓我想起了初次跟三十八歲的英國人理查・戴維斯・迪肯，以及二十五歲的法國人讓-克洛德・克萊羅克斯在艾格爾峰北面山腳下見面時的情形，當年，我們還沒登上異常兇險的艾格石壁。但此事暫時不表。

實際上，被他眾多朋友和登山夥伴稱為“教會執事”的理查，以及剛剛成為夏蒙尼向導協會成員、也許是世界上最頂級的登山互助會成員的讓-克洛德均同意，讓我參與耗時幾個月、橫貫冬、春、夏三季的阿爾卑斯山之行。我確實很享受在哈佛求學的時光，但是跟理查和讓-克洛德（我後來幹脆將克洛德為喚作“J.C.”，反正他似乎也並不介意我叫他的綽號）在一起的這段時光，卻是目前為止我這一生中最具挑戰性、也最激動人心的經歷，真的讓我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