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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兩匹藏馬被爆頭了。

那年十月，在馬洛裏和歐文正式的追悼會結束後，我們拜訪了1924年珠峰探險隊的成員愛德華・F.諾頓上校，醫務官R.W.G.辛斯頓，霍華德・T.薩默維爾醫生，約翰・B.諾爾上尉，以及諾爾・E.奧德爾，後面三個人是理查的好友。登山隊的這些前領導人和成員將參加皇家地理協會在肯辛頓・戈爾一號街舉行的登山俱樂部會議，我們被安排到星期六下午在地圖室跟他們見面。

“我希望他們能在入口處留下口訊。”我說，這不，我們從肯辛頓花園對面的出租車下來，黃昏的影子拉得長長的，艾爾伯特音樂廳的大圓頂赫然聳立在皇家地理協會的磚砌建築上。日落時分，林蔭大道對面樹木林林總總，圓頂反射的光讓十月的樹葉像是著火一般。”

“我是會員。”理查說，“去地圖室應該沒什麽問題。”

我和J.C.互相看了一眼。

除了院子外墻壁龕上放有探險家大衛・利文斯頓的半身像外，根本無從得知這棟爬滿藤蔓的建築是地理學者和探險家的大本營。

進入裏面，有人接過我們的帽子和外套，一個穿著燕尾服，打著白色領帶，滿頭銀發的老人說：“迪肯先生，歡迎回來。好久沒在這裏見到尊駕了。”

“謝謝，詹姆斯。”理查說，“要是我沒弄錯的話，諾頓上校等人已經在地圖室等我們了。”

“是的，先生。會議剛剛結束幾分鐘，五個人正在地圖室裏面的娛樂室等你。要我陪你去嗎，先生？”

“我們自己去就可以了，謝謝你，詹姆斯。”寬寬的走廊地板上刷著亮漆，還擺放著玻璃櫥，我真想像在教堂裏那樣小聲說話，但理查說話的聲調就跟在外面一樣。

地圖室很漂亮，夾樓裏堆了不少皮封書，長桌子上的地圖擺放在木制的楔形展櫃上，還有一個很大的地球儀，估摸著一名雜技演員能踩在地球儀上一路滾到肯辛頓大道，但我並沒有被那個大地球儀吸引。主室的一側是一棟1875年的建築，玄關上裝有許多窗戶，一個點著的壁爐鑲嵌在墻裏。我們走近時，辛斯頓、諾爾、諾頓、薩默維爾和奧德爾朝我們走了過來，理查介紹了我和J.C.，我們三個坐在面對壁爐成拱形排列的最後幾張皮椅上。夕陽透過我們背後的窗戶射了進來，發出柔和的金光。

理查介紹以及我們握手的時候，我發現雖然我從未見過他們本人，但能知道他們長什麽樣子，他們的各種探險的照片都有出版。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留著戶外運動員特有的大胡子——或者至少也是留著奔放的絡腮胡，而現在，他們都將胡子刮得幹幹凈凈（除了薩默維爾先生和辛斯頓醫生等人，他們的胡須也修剪得十分整齊），要是我跟他們在街上擦身而過，我估計沒辦法認出他們。

愛德華・菲利克斯“泰迪”・諾頓上校個子奇高，我身高為6英尺2英寸，他至少比我高一兩英寸，我發現他身上的一切，比如沉靜自如的做派、冷峻的眼神，將他軍人習慣發號施令的氣質體現得淋漓盡致。理查德・辛斯頓醫生三十七歲，身材頎長，他並非登山者（在1924年的探險中，他既是醫生，也是一名博物學家），但我知道他也曾去過北坳的四號營地，照顧患上雪盲的諾頓和其他身體有恙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作為醫生曾在法國控制的美索不達米亞和東非服役，在槍林彈雨中表現得十分英勇，獲得過軍功十字勛章。辛斯頓也許不是登山者，但我十分敬重他。

理查向我介紹了西奧多・霍華德・薩默維爾，這位叫霍華德的也是位醫生，還曾是位傳教士，但他的體格健壯得像搬運工。理查告訴我們，自從1922年珠峰探險以來，薩默維爾從來沒真正返回過英國，自那時候起，他就一直在印度南部的尼約爾擔任傳教醫生。薩默維爾現在待在倫敦只是為了參加馬洛裏和歐文的悼念活動，以及這次登山俱樂部和皇家地理協會舉行的會議和宴會。

薩默維爾長相英俊，即使沒有他在西藏拍的照片上蓄的濃黑胡須，他卷曲的頭發、曬得黝黑的臉，富有表現力的黑色眉毛，以及他臉上突然出現的燦爛笑容，都讓他看起來有些放蕩不羈，但其實他並不是這種人。理查幾乎從來沒提及他的戰爭經歷，但去年我們在阿爾卑斯一座山峰露營時，他跟我們說過薩默維爾是他一個非常特別的朋友，在手術帳篷裏救助傷兵時，變成了虔誠的和平主義者。那是索姆河戰役的第一天早上，當時只有他和另外四名醫生，卻有數千名傷兵等著救援，有許多人都是致命傷，而且他們自己也知道。理查說薩默維爾曾跟他說，帳篷外面鮮血淋漓的擔架和雨披上還躺著好幾百個人，每個人都知道哪怕耽擱一分一秒的治療都有可能讓他們送命，但沒有一個傷兵要求優先治療。一個人也沒有。